[ 孫維飛 ]——(2013-2-25) / 已閱34022次
[23]英國侵權法中已經取消了配偶利益喪失請求權（action for loss of consortium），因此，在英國，該請求權的性質究屬派生或獨立已無探究的意義，但美國許多州仍保留著。雖然法院認可該請求權的派生性質，但也有學者表示反對，主要目的在于主張因侵權而受傷者的過錯不應當在其配偶提起的配偶利益喪失請求權中作為與有過失（contributory neg-ligence）而使賠償有所減免。See Douglas G. Verge, Loss of Consortium, Contributory Negligence, and Contribution: An Old Problem and a New Solution, 24 Boston College Law Review 403，1983，pp. 411-416.
[24]對此，也許會有這樣的反對意見：請求權競合不正是針對相同的不法行為和損害產生的不同性質的請求權嗎？就此疑問，后文將在闡述我國的死者或傷者近親屬的損害賠償請求權時兼做說明。
[25]我國大陸對有關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的英美侵權法的發(fā)展歷程已有不少介紹，本文無意作不必要的重復。本文的介紹將更有側重，即側重于從第三人的派生的請求權和獨立的請求權的關系出發(fā)進行比較，進而更帶有解釋的色彩，而并不限于單純的描述。
[26]McLoughlin v. O'Brian [1983] 1 AC 410, at 431.
[27]較為詳細的介紹，可參見劉春梅：《人身傷害中的非財產損害賠償》，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68-123頁。
[28]若從單純的悲傷痛苦得不到救濟的角度看，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中，普通法上可予救濟的精神損害是指伴有精神疾病的悲傷或痛苦，因此似乎不能將后一種情況稱之為“純粹精神損害”。有學者正是以此為理由指出他人研究中所謂的“誤區(qū)”。（參見胡雪梅、李中衡：《英美侵權法神經損害之訴及其合理借鑒》，載《社會科學》2011年第3期。）但落人誤區(qū)的其實是批評者，因為英美侵權法中的“純粹精神損害”中的“純粹”是指不伴有身體傷害，并非指不伴有精神疾病，因此伴有精神疾病的悲傷和痛苦仍不妨稱之為“純粹精神損害”。不過，在筆者看來，對于“pure psychiatric injury”（英國人常用此詞）或者“pure emotional harm”美國人常用此詞），更好的譯法應為“純粹精神傷害”，是指行為人的行為打擊對象并非身體，而是精神或心理。以此來看，我國大陸通常所謂的“人身損害賠償”，更好的說法應為“人身傷害賠償”。
[29]由此推論，非親人受傷而產生的悲傷和痛苦更不會得到救濟。
[30][1996]AC 155．另外，在上議院審理的更早的案件（Alcock v. Chief Constable of South Yorkshire Police [1992]1AC 310）中，已經開始使用“初級受害人”和“次級受害人”的概念，但更多是提供一種描述性的分類，而不是將其作為規(guī)范性的標準。See Michael A Jones, Anthony M Dugdale, Clerk＆Lindsell on Torts, twentieth edition, Sweet＆Maxwell, 2011，p.458.
[31]Liability for Psychiatric Illness, Law Com No. 249, para. 5.47，來源：http：//lawcommission. justice. gov. uk/docs/lc249_liability_for_psychiatric_illness. pdf, 2012年3月30日訪問。
[32]英美過失侵權的構成首先即要求被告針對原告負有注意義務。以合理預見作為判別注意義務是否存在的標準，并奠定英國現代過失侵權法之基礎的案件，為英國上議院審理的“多諾霍訴史蒂文森”（Donoghue v. Stevenson,[1932]AC 562）一案。
[33]Page v. Smith,[1996] AC 155，at 187.
[34]See Michael A Jones, Anthony M Dugdale, Clerk＆Lindsell on Torts, twentieth edition, Sweet＆Maxwell, 2011，pp. 458-459．美國侵權法中有關精神受刺激案型的“危險區(qū)域規(guī)則”(The Zone-of-Danger Rule)。與此類似，即被告過失行為導致原告處于身體受傷害之危險區(qū)域，原告雖只有精神受刺激，但也可以因合理的擔心自身的人身安全而享有合格的訴因。See Jeffrey Hoskins, Negligent Infliction of Emotional Distress ： Recovery is Foreseeable, 39 John Marshall Law Re-view, 2006, pp. 1024-1025;潘維大：《第三人精神上損害之研究》，載《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
[35]本文寫至此處，產生一個疑問：假如贊同勞埃德法官所說，對身體遭受傷害之危險與身體受傷害應采用同樣的處理辦法，那么，既然身體受傷害要求精神損害賠償無須受害人達到精神疾病的程度，是否身體有受傷害危險的受害人要求精神損害賠償也無須達到心理疾病的程度？雖然筆者未見到作此主張的判例，但此問題似乎有探究的價值，本文無力作此探究。
[36]See Michael A Jones, Anthony M Dugdale, Clerk＆Lindsell on Torts, twentieth edition, Sweet＆Maxwell, 2011，pp.460-462
[37]Liability for Psychiatric Ⅲness, Law Com No. 249, para. 2.52.需說明的是，對于身體有傷害風險之受害人應作為“初級受害人”似乎并無爭議。
[38]有關責任成立和責任范圍中的因果關系等問題，參見王澤鑒：《侵權行為》，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86-88、182-184頁。
[39]Alcock v. Chief Constable of The South Yorkshire Police [1992] 1 AC 310, at 406．英國侵權法處理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歷經變遷和爭論，目前的普通法主要依據此案判決。另請參見胡雪梅、李中衡：《英美侵權法神經損害之訴及其合理借鑒》，載《社會科學》2011年第3期。
[40]此種對親密關系的要求意味著一個與受害人無親密關系的且自身并未遭遇傷害風險的“旁觀者”(bystand-ers)受事故的精神刺激不能得到賠償。See McFarlane v. EE Caledonia Ltd [1994] 2 All ER 1，and Hegarty v. EE Caledonia Ltd [1997] 2 Lloyd's Rep 259.
[41]在“麥克羅林訴奧布萊恩”（McLoughlin v O'Brian and Others，[1983]1 AC 410）一案中，事故發(fā)生時，原告并不在現場。但是在事故發(fā)生約兩個小時后，得知事故的原告立刻驅車趕往幾英里外的醫(yī)院，并在醫(yī)院里因目睹作為事故受害人的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受傷呻吟等悲慘景象而精神上受到刺激，造成心理創(chuàng)傷。上議院認為原告的精神受刺激是在事故的即刻的事后余波中發(fā)生的，因而最終認可了原告要求賠償的訴請。該案突破了“須在事故現場受到精神刺激”的要求，具有重要意義。
[42]“阿爾考克訴南約克郡警察署首席警官”一案涉及1989年英國的因警察當局對球場騷亂處置不當而導致的大批球迷被踩踏和擠壓致死的希爾斯堡慘案，一些原告在直播的電視節(jié)目上目睹慘案而受有精神刺激。此種精神受刺激的方式被認為不屬于事故的直接感知，因而被排除在可獲救濟的范圍之外。See Alcock v. Chief Constable of The South Yorkshire Police[1992] 1 AC 310, at 405．可獲救濟的精神受刺激必須不是僅因從第三人處得知親人在事故中死去或受傷的消息而造成，而應當是因為“突然的沖擊”(sudden shock)。例如，一個母親在陪伴受傷的孩子直至其死去的過程中所遭受的精神刺激就不屬于因突然的沖擊而造成。See Taylorson v Shieldness Produce Ltd [1994] PIQR P329.
[43]Peter Handford, Compensation for Psychiatric Injury: The Limits of Liability, 2 Psychiatry Psychology and Law 37,1995，pp. 42-44.
[44]White v. Chief Constable of South Yorkshire Police[1999] 2 AC 455 per Lord Steyn, at 493，497在“麥克羅林訴奧布萊恩”案的判決中，斯卡曼勛爵認為：“普通法的原則要求法官遵循‘合理可預見性之檢驗’的邏輯……空間、時間、距離、原告所受傷害的性質以及其和事故直接受害人之間的關系，都是在進行合理可預見性檢驗時所考量的因素，但不是法律上的限制標準”（McLoughlin v O'Brian and Others，[1983] 1 AC 410, per Lord Scarman, at p. 431）。斯卡曼的意見實際上是認為關系、時空接近以及感知方法等因素是由原則決定的因素，而非政策考量因素，但該意見并未成為英國法上的主流意見。在“阿爾考克訴南約克郡警察署首席警官”之后的另一起同樣涉及1989年英國希爾斯堡慘案的案件中，霍夫曼勛爵認為：就第三人精神受刺激的法律領域而言，“沒有人可以再假裝著說目前的上議院所接受的法律是建立在原則的基礎上”。See White v. Chief Constable of South Yorkshire [1999] 2 AC 455 per Lord Hoffmann, at 511.
[45] Liability for Psychiatric Illness, Law Com No. 249, para. 6. 6，來源：http://lawcomtnission. justice. gov. uk/docs/1c249_liability_r_psychiatric_illness. pdf, 2012年3月30日訪問。
[46]Taylor v Somerset Health Authority[1993]P. I. Q. R. P262.
[47]就此而言，近親屬的精神損害較通常情況為嚴重，此為其獨立的請求權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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