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家弘 ]——(2012-4-16) / 已閱12289次
從社會初始分工的角度看，刑事司法制度的本源功能就是打擊犯罪，因此，世界各國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nèi)都把打擊犯罪作為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價值定位。無論是在古代東方國家還是在中世紀的西方國家，刑訊逼供在司法活動中的廣泛使用乃至合法化，就是這種價值定位的表現(xiàn)之一。然而，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和人類文明的進步，保護人權(quán)的觀念越來越受到各國人民的重視，并相繼在一些國家被確立為刑事司法活動的價值目標之一。
在刑事司法活動中，人權(quán)保護的重點當然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因為他們是刑事司法系統(tǒng)的打擊對象，其人權(quán)很容易成為打擊犯罪的犧牲品。但是被害人的權(quán)利保護也不應該被置于“被遺忘的角落”。誠然，在有些情況下，保護被害人的權(quán)益與打擊犯罪的目標是一致的，或者說被害人的利益可以涵蓋在打擊犯罪的社會整體利益之中，但是在有些情況下，二者也會出現(xiàn)分歧，因為在具體案件中某個被害人所強烈追求的未必都是社會全體成員對打擊犯罪的需要。從這個意義上講，刑事司法系統(tǒng)所面對的是一種三角形利益關系，即社會利益、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利益、被害人及其家屬的利益。如何在這種三角形利益關系中確定自己的定位，是任何一個國家在確立其刑事司法制度時都必須認真考慮并做出回答的問題。
毋庸諱言，受“大公無私”等過分強調(diào)社會公共利益的傳統(tǒng)價值觀念的影響，我國的刑事司法制度一直偏重于打擊犯罪的需要，而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權(quán)利的保護重視不夠�，F(xiàn)代社會的司法活動應該崇尚公正與文明，人類社會的進步應該表現(xiàn)為對人權(quán)的尊重，因此我國刑事司法改革的目標之一就是加強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權(quán)利的保護。近年來，中國社會在人權(quán)保護方面已經(jīng)有了很大的進步，相關的理論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在這種情況下，越來越多的司法人員認識到片面強調(diào)打擊犯罪的弊端，認識到在刑事司法過程中保護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權(quán)利的重要性。換言之，人們的司法價值觀已在轉(zhuǎn)變。
然而，當我們擯棄陳舊的司法觀念時，也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外一個極端。當我們糾正過去那種“只講打擊不講人權(quán)”的刑事司法觀念時，也不能片面強調(diào)保護嫌疑人、被告人權(quán)利的重要性。刑事司法系統(tǒng)肩負著維護社會正義和保護公眾權(quán)益的職能，因此，刑事司法系統(tǒng)的基本價值定位還是打擊犯罪和保護人民。誠然，我們可以成立全國人權(quán)保障委員會并設立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人權(quán)保障專業(yè)委員會，也可以制定專門的《人權(quán)保障法》，其基本價值定位可以是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權(quán)。但是，刑事司法系統(tǒng)不是人權(quán)保障組織，《刑事訴訟法》也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quán)利保護法。因此，就刑事司法系統(tǒng)和《刑事訴訟法》而言，打擊犯罪和保護人民的價值定位應該優(yōu)先于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quán)利的價值定位。最后，套用一句俗語：偵查不是非誠勿擾，審訊不是請客吃飯，不能要求實話實說，不應禁止適度欺騙。
注釋:
[1]據(jù)《周禮·秋官·司寇》所言：“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2]據(jù)《漢書·趙廣漢傳》記載，廣漢“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后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
[3]參見鄭克編著、楊奉琨選譯：《折獄龜鑒選》，群眾出版社1981年版，第73-74頁。
[4]參見[前蘇聯(lián)]拉·別爾金：《刑事偵察學隨筆》，李瑞勤譯，群眾出版社1983年版，第55-56頁。
[5]這是一位從事反貪工作多年的檢察官給筆者講述的故事。筆者喜歡這個故事，便把它寫進了筆者的小說《性之罪》，讓書中的偵查人員也使用這種方法獲取了當事人的言詞證據(jù)。
[6]筆者曾經(jīng)在課堂上和講座中講述這個案例并征求學員的意見，幾乎所有學員都認為這種欺騙取證方法是不該禁止使用的。
[7]《審訊與供述》（Fred Inbau，John Reid，Joseph Buckley，Criminal Interrogation and Confessions）一書于1962年出版，其后多次再版。近半個世紀中“，英博-雷德審訊技術(shù)”在美國的犯罪偵查人員中廣受歡迎，被奉為必須掌握的“教科書審訊技術(shù)”。但近年來，美國一些學者認為該審訊技術(shù)已部分過時，并提出一些批判意見。
[8]“圈套問題”的原文為Baiting Questions，也可以翻譯為“誘餌問題”。
[9]參見[美]弗雷德·英博、約翰·雷德、約瑟夫·巴克雷：《審訊與供述》，何家弘等譯，群眾出版社1991年版，第88-89頁。
[10]參見何家弘主編：《新編犯罪偵查學》，中國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295-296頁。
[11]筆者也贊成在“威脅”的問題上區(qū)別對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證人、被害人的做法。這就是說，詢問證人、被害人時不能采用威脅的方法，但是訊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可以適度采用威脅的方法。這種區(qū)別具有合理性。
[12]“威脅、引誘”的取證方法其實與“欺騙”的情況類似，在犯罪偵查中不宜一律嚴禁，但本文主題是“欺騙取證”，所以不再詳述。
作者：何家弘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教授
出處:《政治與法律》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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