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振宇 ]——(2007-12-27) / 已閱19414次
另一邊，新偉離開小學后騎摩托去醫(yī)院路上，轉而去找何陽，在網(wǎng)吧門口找到何陽后，問何陽誰打了他爸爸，何陽說不知道。于是新偉往回走，到十字路口給哥哥新江打電話，告訴新江何陽在網(wǎng)吧。過了一會兒，新江與王紅開捷達車趕到，當時在晚上10點左右。新江見到何陽后從副駕駛室下車，奔向何陽，拿木棍就打何陽。新偉上前攔新江，說先打別打，陳浩擋了一下，木棍打在郭浩后背上。同時，王紅從車上下來追趕何陽，將何陽刺傷。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新江在接到新偉的電話前（也就是在小學的時候）已經(jīng)產生了打何陽的想法，并準備了工具，只是沒找到何陽。新偉打電話使新江知道何陽在網(wǎng)吧門口兒，并在新偉的帶領下找到何陽-----案件發(fā)生了。
我們認為，對于傷害結果的發(fā)生，新偉與被告人新江、王紅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新江、王紅的行為是內因，起主導作用；新偉告知新江何陽的下落，并帶新江一起找到何陽是外因，是條件。外因是通過內因起作用的。
假設被告人新江、王紅被告人自己找到何陽，危害結果同樣會發(fā)生，而如果新偉給新江打電話沒聯(lián)系上，被告人新江、王紅沒趕到案發(fā)現(xiàn)場，危害結果則肯定不會發(fā)生。這就是他們在犯罪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的差別。相比較新偉起的作用小。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7條第1款規(guī)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或輔助作用的是從犯�！�
起次要作用，是指雖然參與實施了某一起犯罪構成的客觀要件的行為，但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比較小，這種情況是次要的實行犯。
輔助作用是指為共同犯罪人實行犯罪創(chuàng)造方便條件，幫助實行犯罪，而不直接參加實行犯罪構成要件的行為。輔助作用的形式表現(xiàn)為：如提供犯罪工具、提供信息等。
結合本案，新偉打電話告訴被告人新江被害人何陽的有關信息，帶著找到何陽，而沒有直接實行加害行為，起的作用是輔助作用，是從犯。
認定新偉系主犯沒有事實根據(jù)和法律依據(jù)：
1、新江、王紅的犯意不是新偉引起的。前已述。
2、新偉不是組織指揮者。組織指揮行為通過命令性語言完成的，在整個案卷中找不到新偉進行組織指揮的命令性語言。新偉在得知父親被打，給姐夫孫炳打了電話，告訴他岳父被打的消息，是合情合理的，沒有法律上的意義。王紅不是新偉叫來的，王紅到案發(fā)現(xiàn)場以及帶什么工具新偉并不知道。被告人新江也是不受新偉指揮，前邊提及“新偉在他哥哥動手之前說了一句先別打”，“新江拿著棍子就要打何陽，新偉攔了一下，新江就繞到我們側面拿著棍子打何陽，我擋了一下，棍子打在我后背上。”說明被告人新江不受新偉指揮。沒有任何證據(jù)證明新偉是犯罪的組織指揮者。
3、犯罪不是新偉實施的。公訴機關起訴書已明確認定“王紅用砍刀捅了何陽肚子一刀，何陽捂著肚子蹲在地上，王紅又朝其后背砍了一刀”，這是沒有疑問的。
總之，新偉的行為不符合主犯的特征，經(jīng)過反復思考和仔細推敲，我們認為認定新偉系從犯更為得當。 這一點我們非常堅決。
三、被告人的新偉主觀惡性小，社會危險性小。
王紅不是新偉叫來的，帶什么工具新偉也不知道；犯罪不是新偉實施的。被告新江打何陽時，新偉用語言、行為阻止。
另外，被告人新偉的認罪態(tài)度誠懇，悔罪深刻。對被害人死亡的嚴重后果非常后悔。被告人的認罪悔罪態(tài)度直接反映其犯罪的主觀惡性程度。
我們可以看出，其主觀惡性小，社會危險性小。
四、被告人新偉具有自首法定從輕處罰之情節(jié)
被告人的新偉犯罪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犯罪行為，其行為屬于自首。公訴機關起訴書中已經(jīng)認定，我們非常贊同。依照我國《刑法》第六十七條之規(guī)定，依法可以從輕處罰。
五、被告人新偉及家屬積極主動地賠償被害人家屬的損失，以減輕被害人家屬的痛苦。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 新偉主觀惡性小，社會危險性��；在整個案發(fā)過程中起輔助作用，是從犯；犯罪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構成自首；認罪態(tài)度誠懇的，悔罪深刻�！吨腥A人民共和國刑法》第 二十七條規(guī)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輔助作用的，是從犯。對從犯，應當從輕、減輕、免除處罰”。請合議庭在評議案件的時候，充分考慮以上辯護意見
最后對審判長、審判員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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