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景仲 ]——(2006-7-5) / 已閱18533次
邁向反思與批判的法理學
——以法哲學視角評鄧正來《中國法學向何處去》
田景仲
[內容摘要] 鄧正來先生的《中國法學向何處去》是對中國法學現狀的反思與批判。本文立足于法哲學之理念、邏輯起點、價值與研究路徑視角，對先生此文進行了粗淺地解讀，意在導向中國法理學界向著反思與批判的國度邁進。
[關 鍵 詞] 反思；批判；法理學；法哲學視角；中國法學
我認為，不知道目的地，選擇走哪條路或確定如何走某條路都是無甚意義；然而，不知道目的地的性質，無論選擇哪條路還是確定如何走某條路，卻都有可能把我們引向深淵。[1]
——鄧正來
引 言
對于一個問題的解答，通常有兩種方式，其一是直接給出問題的答案；其二是找出引發(fā)問題的根據，從緣由中尋找出路。鄧正來先生的《中國法學向何處去》一書正是采取了第二種途徑，即為中國法學缺失理想圖景尋求原因。在筆者看來，這一做法對于深刻洞見問題本身頗有助益。
誠如作者所言，“這本小書是對中國法學——嚴格上是指中國法律哲學——在后冷戰(zhàn)時代的世界結構中的使命所做的一項前提性研究，更寬泛地講，乃是對這種世界結構中的中國“身份”和未來命運的一種學術關注�！� [2]
在《中國法學向何處去》一書中，鄧先生對中國法學在1978至2004年這26年中的發(fā)展進行了“總體性”的反思和批判，對支配此一法學時代的四種“現代化范式”，即以張文顯為代表的“權利本位論”，以部門法論者為主力的“法條主義論”，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論”和蘇力的“本土資源論”，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批判和追究，并得出結論認為，“中國法學之所以無力為評價，批判和指引中國法律發(fā)展，提供一幅作為理論判準和方向的‘中國法律理想圖景’，進而無力引領中國法律朝向一種可欲的方向發(fā)展，實是因為中國法學深受著一種所謂的西文‘現代化’范式的支配。與此同時，這些占支配地位的‘現代化范式’因無力解釋和解決由其自身的作用而產生的各種問題，最終導致了中國法學總體的‘范式’危機。因此，作者認為，必須結束這個受‘現代范式’支配的法學舊時代，并開啟一個自覺研究‘中國法律理想圖景’的法學新時代�！盵3]
筆者以為，《中國法學向何處去》以中國法學是以未能為評價，批判和指引中國法律發(fā)展提供作為理論判準和方向的“中國法學理想圖景”為根本問題的。是以兩條貫穿始終的主線，即中國法學因缺失自己的法律理想圖景而導致的“整體性”范式危機，以及中國法學作為知識系統(tǒng)在當下中國發(fā)展過程的變異結構中所具有的一種為人們所忽略的扭曲性的或固化性的支配力量(亦即鄧先生所謂的“正當性賦予”力量)為進路的，進而展開了作者探尋理想圖景的學術努力。
以下是筆者試著從法哲學的理念、邏輯起點、價值和研究路徑四個視角來對先生之文所作出的淺陋的分析與感悟。
一 理念——中國法律理想圖景
一、法的理念
“法哲學這門科學是以法的理念，即法的概念及其現實化為對象�！盵4]在黑格爾看來，任何事物都是由客觀精神的某種特定部分即概念為其實體，并經過這一實體的現實化即定在而形成的。在此過程中，概念及其定在的現實化統(tǒng)一，即產生了真正意義上的理念。法的理念是法的概念及其定在的統(tǒng)一，并形成了法哲學的研究對象。
二、理念與中國法律理想圖景
我們知道，概念是對事物的抽象，而理念則是對抽象的抽象，即抽象的深化。它包含著概念用其實存兩個方面，就像靈魂與肉體合二為人一樣。在這里，身體是具體，而靈魂則是抽象。
先生此文以其犀利的行文，深刻地批判給予法學界乃至學術界以前所未有的震撼，這種力量的背后，嚴然有一種強大的理念性支撐。這就是先生在反思與批判26年中國法學的基礎上而洞識出的一種理念性可欲圖景——中國法律理想圖景。它不是一個簡單的概念性命題，而是有著完全現實定在可能性的實存圖景，當然這里的“理念”筆者作出了一種超越性的理解。
在先生看來，中國法學在過去的26年中，一直深受著一種先生所謂的西文“現代化范式”的支配，而這種“范式”不僅間接地為中國法律發(fā)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圖景”，而且還致使中國法學論者意識不到他們所提供的并不是中國自己的“法律理想圖景”，故此，作為具有保證法律“具有善的品格”能力的法律哲學，在當前歷史背景中，其必須對一些問題進行追問[5]。
但是，正如許多讀者都予以質疑并指出的那樣，先生給這一“理想圖景”沒有明確的界定，就連筆者自己開始接觸時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然而，先生在本書結語部分自己也是意識到了這一點，他是這樣認為的，“把‘理想圖景’ 引入 對中國法學的反思和前瞻，意味著我試圖在中國法學的領域中，甚或在中國社會科學的領域中，把那個被遮蔽的、被無視的、被忽略的關于中國人究竟應當生活在何種性質的社會秩序之中這個重大的問題開放出來，使它徹底地展現在中國人的面前，并且‘命令’（command）我們必須對它進行思考和發(fā)言，而絕不能淪為只信奉‘西方法律理想圖景’之權威的‘不思’的一大堆。再者，這進一步意味著我們既不能簡單地、‘不思’地生活在‘西方法律理想圖景’之中，也同樣不能簡單地、‘不思’地生活在我們自己都不知道性質為何的社會秩序之中。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對于每一個中國法學論者而言，甚至對于每一個中國人而言，開始對‘中國法律理想圖景’進行思考和追究本身，就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一個新法學時代的來臨，至少是一個開始思考和追究我們自己的根本生活狀態(tài)之正當性的時代的來臨�！盵6]
二 邏輯起點——主體性中國
一、邏輯起點
在法哲學領域里，邏輯起點所謂基石或基石性范疇，“任何一種成熟的理論體系，都必須有自己的理論基石，而理論基石的主要表現形態(tài)就是基石范疇，基石范疇是一定立場、觀點和方法的集中體現，因而它是一種理論體系區(qū)別于其他理論體系的標志�！盵7]，它應當是從最抽象，最簡單而又包含以后在發(fā)展中各要素關系或者概念開始的。同時又必須與歷史上最先出現的和存在的相符合。邏輯起點的完整成立須通過以下兩條路徑來實現：第一，感性的具體。即由完整的表象升華為抽象，換句話說就是從生動的直觀到抽象的思維：第二，理性的具體。即從抽象的規(guī)定出發(fā)，在思維形成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
二、 邏輯起點與主體性中國
筆者以為，相對于黑格爾把“占有”視為法的邏輯起點和張文顯教授將“權利”視為法的邏輯起點”，先生一文的邏輯起點則是“主體性中國”的自我追問和探求。不管是先生對過去20多年來中國法學的批判，還是對“理想圖景”的可欲性設定，都是以此為基礎來展開的。
先生曾不止一次提起這樣一個問題，即處于急劇轉型中的中國在當下的世界結構中究竟需要什么樣的法律秩序，或言中國人究竟應當生活在何種性質的社會秩序之中。據此可這樣認為，中國法學擺脫“現代化范式”支配的過程，也就成為中國法學為中國法律提供正當性論證，同時探尋自身發(fā)展的自治性道路。
先生曾在文中以中國加入WTO前后為例來說明“主權性中國”與“主體性中國”的差別所在。在整個世界結構中，只有在成為“主體性中國”的前提下，才能參與到世界游戲當中，也才有了主體性的地位，否則將永遠擺脫不了受歧視的地位。擁有主權并不代表著擁有主體性的地位。我想，先生正是由于有著作為一名中國公民的主體性、主人翁性的自我定位，才導致這這種探索的開始。職是之故，這種對“中國法律理想圖景”這一理念的追求，恰是以“主體性中國”為其邏輯起點的。
三 價值——中國法學的人性關懷
一、 法價值
我們說價值是指客體與主體人之間的特定的需要與滿足的關系，它由主體、客體與實踐三要素組成。相比較而言，法價值則體現了主體的人和人的結合(諸如家庭、組織團體等)和客體的法之間的要求與滿足。并通過以下三環(huán)節(jié)來實現，即主體對法的要求，法對主體要求的滿足以及主客體之間的連接即實踐三環(huán)節(jié)。在這里，需求是法價值存在的前提，而滿足則是法存在的基礎。
二、 價值與中國法學的人性關懷
上述表明，人是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其體系中處于核心的地位，沒有了人的因素，則價值將是子虛烏有，空中樓閣。甚言之，法的價值一定要以體現人性為自己的責任擔當。
先生在文中以“消費者權利”的個案分析來闡述中國法學研究中“中國”的缺失，其中在筆者看來凸現出了人性關懷的光芒。這種人性的價值關懷又是在先生一系列建構于現實之中的批判中體現出來的。“簡而言之，在‘現代化范式’的支配下，中國法學論者所關注的更可能是宏大的憲政、民主和法治，而不太可能是與中國農民乃至中國人的生活緊密相關的地方政府的品格和司法的品質；中國法學論者所關注的更可能是中國‘都市化’浪潮中的城市居民的利益或中國受全球化浪潮的沖擊而生成的各種新型權利，而不太可能是中國‘城鄉(xiāng)二元結構’、‘貧富差距結構’和‘世界結構’下的廣大中國農民或貧困者之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切實權利；中國法學論者所關注的更可能是‘大寫’的人權，而不太可能是我所謂的‘活的’、日常的、無時不刻都關乎到人之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具體人權；中國法學論者所關注的更可能是西方式的‘陌生人社會’預設下對法律的配置和普遍運用，而不太可能是中國‘陌生人社會’與‘熟人社會’同時共存的情形下所導致的更為復雜的問題；中國法學論者所關注的更可能是法律體系的邏輯和注釋，而不太可能是賦予這種邏輯或注釋以生命力的中國農民乃至中國人所經驗的現實且具體的生活�！盵8]
四 研究路徑——反思與批判的法理學
一、 研究路徑
法哲學是一門充滿著思辨與理性的科學，是對事物最終極的、最本質的認識和揭示。它通常表現為對法的本原、本體及本質的追問，附以價值、理念等層面上的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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