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志遠 ]——(2005-9-26) / 已閱42923次
葡萄牙的反恐立法經(jīng)驗
何志遠
澳門大學中葡翻譯學士、中文法學士、葡文法律碩士研究生
一.引言
2001年9 月11日美國爆發(fā)了一場空前嚴重的恐怖襲擊，死傷枕藉，重要設施遭受嚴重破壞�？植乐髁x再次成為葡萄牙首要的政治議題》〔1〕，葡萄牙政府隨即面對以下的問題：在政治或立法層面上，應采取什么有效措施來避免恐怖襲擊？
本人擬藉此文扼要分析葡萄牙就打擊恐怖主義所采取的立法措施，特別是憲法及刑法對恐怖主義現(xiàn)象的響應。
二. 葡萄牙的恐怖主義 “歷史”
在葡萄牙法律秩序中，恐怖主義的預防及打擊主要針對1974年革命后國內出現(xiàn)的恐怖主義，以及針對2001年9 月11日以原教旨主義為首發(fā)動的恐怖襲擊。
1974年4 月25日，在葡萄牙爆發(fā)了一場極右〔2〕的恐怖主義運動〔3〕，最主要目的是打擊共產(chǎn)主義勢力和極左勢力(主要是PCP-葡萄牙共產(chǎn)黨)，及設法阻止設立“社會主義”制度，運動的襲擊目標是葡萄牙共產(chǎn)黨總部及古巴大使館。后來，該運動于1975年11月25日后終于被保守軍事力量鎮(zhèn)壓(PS-社會黨及PPD-人民民主黨)，葡萄牙走上了代議民主制及多黨制的道路。
另一方面，自1975年4 月25日制憲議會選舉起，社會黨及人民民主黨在接連的選舉中獲勝〔4〕，“有利”的經(jīng)濟形勢及社會局勢（高失業(yè)率及高通脹率）引發(fā)了極左恐怖主義運動（4月25日人民力量），襲擊對象是與右派有聯(lián)系的企業(yè)家及大地主，這場運動導致多名保安部隊人員死亡，并對以下兩宗具特殊影響力的犯罪承認責任：殺害一名初生嬰兒（非故意）及監(jiān)獄總長（作為報復禁止被拘留的運動成員相互通訊）。
無論如何，自80年代后期起，助長極左恐怖主義出現(xiàn)的條件已不復存在：由于加入歐盟及續(xù)后各屆政府推行發(fā)展政策，失業(yè)及通脹均受到控制；隨著1982年修憲〔5〕廢除了革命委員會，民主政治得以鞏固，軍人返回軍營，成立了穩(wěn)定及多數(shù)黨的政府。因此，4月25日人民力量最終被瓦解。
三. 葡萄牙反恐法例的演變
(一)《葡萄牙共和國憲法》中關于反恐的規(guī)定
首先，必須往《憲法》看看葡萄牙法律秩序如何對恐怖主義現(xiàn)象作出響應，可是，1976年《憲法》原文并未載有關于恐怖主義的條文〔6〕，然而，如考慮到通過憲法的歷史背景時，這是可以理解的。
經(jīng)歷了國內恐怖主義(持續(xù)至80年代初)后，1989年修憲在第210條(現(xiàn)為207條第1款)中首次收錄了 “恐怖主義”一詞，并排除了陪審團〔7〕參與恐怖主義犯罪審判的可能性。是次憲法修訂旨在使普通公民免受公正實現(xiàn)受質疑的威脅及脅迫。另一方面，修憲的前提是只有法院專業(yè)人員才能有義務承擔因審理某些嚴重犯罪而出現(xiàn)的特定風險。有鑒于此，1997年修憲規(guī)定陪審團制度的排除延伸至高度有組織犯罪。昔日，葡萄牙對陪審團參與法院審判作出了規(guī)定，陪審團由三名職程法官及四名從選民登記冊選出的公民組成(參見十二月二十九日第387-A/87號法律第8條第1款—陪審團制度)，陪審團應控方或辯方要求而參與審理任何嚴重犯罪，包括恐怖主義犯罪，理論上，陪審團各人對審理中所出現(xiàn)的事實問題及法律問題的決定具有平等地位。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刑事訴訟法典》繼續(xù)設有陪審團制度〔8〕，但是該制度在葡萄牙實際上沒有發(fā)揮效用。
最近一次修憲為2001年(12月12日第1/2001號憲法性法律)，即 “9.11” 恐怖襲擊后〔9〕進行修憲，當中第34條第3款收錄了 “恐怖主義”的表述： “任何人均不得未經(jīng)他人同意而在夜間進入其住所，但屬現(xiàn)行犯的情況，又或屬嚴重暴力或高度有組織犯罪，包括恐怖主義，販賣人口及麻醉品的情況，經(jīng)法院許可后依法進入住所者，不在此限。”過去，該規(guī)范毫不例外地禁止未經(jīng)許可而在夜間進入他人住所，原因在于獨裁時期的政治警察經(jīng)常在夜間進行搜索及扣留。在現(xiàn)行犯的情況亦不得介入是不近情理的(嚴格來說這并不屬實，當考慮到正當防衛(wèi)(第三人)，緊急避險權與推定同意〔10〕的法律制度)，于是2001年修憲響應了有關批評。然而，考慮到 “現(xiàn)行犯”的概念范圍時，Jorge Miranda曾在多次公開發(fā)言中批評2001年修憲，鑒于在葡萄牙法律秩序中，不論何種犯罪及其嚴重性，“現(xiàn)行犯”的概念涵蓋 “準現(xiàn)行犯” 及 “推定現(xiàn)行犯”，故出現(xiàn)濫用〔11〕的情形。
(二) 憲法以戒嚴及緊急狀態(tài) “回應” 恐怖主義
為應付民主法治國癱瘓，憲法訂出兩種特別制度：戒嚴及緊急狀態(tài)，適用該等措施的前提是遭受外國武力實際或迫在眉睫的侵略、或民主憲法秩序受嚴重威脅或擾亂，又或發(fā)生公共災難(《憲法》第19條第2款) 〔12〕。
關于戒嚴及緊急狀態(tài)的立法權限，值得注意哪些主權機關獲《憲法》賦予立法權限。大致上，眾所周知，共和國議會享有兩種立法權限的保留：絕對保留－由共和國議會方可立法的情況；相對保留－除議會本身外，議會可將有關權限授予政府(參見《憲法》第164條及第165條)。
戒嚴及緊急狀態(tài)制度均屬于絕對保留的立法事宜，權利、自由及保障、犯罪、刑罰、保安處分及有關前提的訂定、及刑事訴訟等屬于相對保留的立法事宜〔13〕。因此，不論有否授權予政府，所有關于反恐立法的工作均屬于議會的權限。可是，一如前述，具體宣告戒嚴、進入緊急狀態(tài)及訂出有關措施的具體細節(jié)屬于共和國總統(tǒng)的權限。即使須聽取政府的意見及獲議會許可，但“制定施行細則權”仍屬于共和國總統(tǒng)。
要強調的是，不能片面地將恐怖主義視為實施戒嚴及進入緊急狀態(tài)的前提，然而，應視乎情況而將一起或多起恐怖襲擊作綜合考慮(是否足以嚴重至采取該等措施)以判斷是否出現(xiàn)實施戒嚴或進入緊急狀態(tài)的前提。
其次，可以宣告在全部或部份國土實施戒嚴或進入緊急狀態(tài)(《憲法》第19條第2款)，而權利、自由及保障的中止均限制在恢復正常所必需的限度及時間內，期限不得超過15日，可作出需要的續(xù)期，但因宣戰(zhàn)而導致宣告者(此情況下，法律可訂定不同的期間)，不在此限（第19條第5款）。憲法沒有對戒嚴與緊急狀態(tài)作清晰區(qū)分，只規(guī)定緊急狀態(tài)針對較不嚴重的情況，并只能中止某些權利、自由及保障（第19條第3款）。宣告戒嚴或進入緊急狀態(tài)應明確指出某些權利被中止行使，在任何情況下，不得影響生命權、人身完整權、個人身份權、民事能力之權利與公民資格之權利、刑事法律之無追溯效力、嫌犯之辯護權、以及信仰與宗教自由（第19條第6款）。另一方面，宣告戒嚴或進入緊急狀態(tài)不得影響主權機關的權限（第19條第7款）。
宣告戒嚴或進入緊急狀態(tài)的權限屬于共和國總統(tǒng)(第134條d)項)，然而，須預先聽取政府的意見及獲共和國議會許可(如共和國議會未召開會議、亦不能實時召開會議，則須獲其常務委員會許可，并應在一俟召開全會時由全會確認之) (第138條)。自1976年《憲法》〔14〕生效以來，鑒于明顯地沒有出現(xiàn)宣告戒嚴或進入緊急狀態(tài)的前提，故共和國總統(tǒng)從未曾運用這權力。
四. 葡萄牙刑事法例中關于 “恐怖組織” 及 “恐怖主義” 的犯罪
80年代初，頒布了一條反恐法律(8月20日第24/81號法律)，首次允許對恐怖犯罪的預備行為作獨立處罰(修改1852年/1886年《刑法典》第263條)。當1852年/1886年19世紀《刑法典》最終被全面廢止時，該條法律成為1982年《刑法典》第288條及第289條的直接淵源，這兩條條文分別規(guī)定了“恐怖組織” 及 “恐怖主義”犯罪〔15〕。
1995年，一部在形式上全新的刑法典開始生效，分則部分主要受到1996年德國《刑法典》Alternativ Entwurf 影響，可是在實質內容上并非是一部新的刑法典，只是一部對1982年《刑法典》作出深化修訂的法典，是次修訂由Figueiredo Dias 領導的委員會籌備，嚴格來說，可以說成是一部1982年/1995年《刑法典》�！翱植澜M織” 及 “恐怖主義”犯罪的規(guī)定載于《法典》第300條及第301條，但是最近被8月22日第52/2003號法律〔16〕廢止。該法律在多方面引入新制度：加重罰則，增加了與恐怖主義相關的犯罪種類，再次對國際恐怖組織及恐怖主義作出規(guī)定，以及規(guī)范了法人的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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