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趙長青 ]——(2000-10-27) / 已閱43595次
3、規(guī)定為"處15年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死刑"的相對確定法定刑的，有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1個罪名，占死刑罪名的1。4％。這種死刑選擇刑有15年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三種選擇余地，選擇范圍較寬。
4、規(guī)定為"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或"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相對確定法定刑的有35個罪名，占死刑罪名的50％。對掛有死刑的重刑中，采用死刑選擇刑最多的、適用范圍大的是前者，它是一種傳統(tǒng)法定刑立法方式，在適用順序上應該是按照罪行輕重的不同層次，由低到高的選擇適用，首先適用10年至15年的有期徒刑，其次是適用無期徒刑，最后對個別"罪行極其嚴重的"，才能考慮適用死刑。對于死刑選擇刑中的后者，只有故意殺人罪采取這種立法方式，其原因是故意殺人行為是古今中外法律公認的最嚴重的犯罪，是重視人權的典型體現(xiàn)，但又鑒于故意殺人情節(jié)復雜，主觀惡性差異大，仍然規(guī)定了我圍較寬的死刑選擇刑，但在選擇適用順序上，首先要考慮適用死刑，其次再考慮適用無期徒刑，最后)再考慮處10年以上1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在少殺、慎殺的思想指導下，準確認定犯罪性質、犯罪情節(jié)，正確適用量刑等級，就能實現(xiàn)限制死刑適用的最佳效果。
3、認真執(zhí)行死緩制度，堅持少殺
死刑適用中的所謂"少殺"，是指在法定死刑罪名的范圍內，科學地理解立法精神，"凡介于在可殺不可殺的人一定不要殺，如果殺了就是犯錯誤"。堅持少殺，就是"殺人愈少愈好"。"必須堅持少殺，嚴禁亂殺。主張多殺亂殺的意見是完全錯誤的"
⑤。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所倡導少殺政策，也是我們黨和國家一貫所堅持的政策。當今，我們在刑事司中，不僅要貫徹這一政策，而且要執(zhí)行得更好，才符合中國國情和世界死刑思想的發(fā)展趨勢。
死刑緩期執(zhí)行制度，簡稱死緩。世界上最早提出死緩設想的，是英國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托馬斯·莫爾在他的(烏托邦)一書中提出來的，他認為，建立死緩制度，既有利于國家，也有利于個人。國家可以通過試驗的方式進行嘗試，如果效果良好，不妨成為一種制度⑥。但真正的死緩制度是我國創(chuàng)制的。1951年下半年，毛澤東同志針對如何處理反革命案件時指出："要嚴格審查逮捕和判處死刑名單"，"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間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要犯錯誤；凡介在可殺可不殺之間的人一定不要殺，如果殺了就要犯錯誤。"對那些"雖然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但尚未達到最嚴重的程度，而又罪該處死的，應當采取判處死刑，緩期執(zhí)行，強迫勞動，以觀后效的政策⑦。在我國，死緩形成法律制度的初期，適用對象只限于反革命罪犯，不久，國家便認為死緩制度具有普遍適用價值，52年"三反"運動中，就開始適用于其他刑-事犯罪。
如何評價死緩制度呢?毛澤東同志說："這個政策是一個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錯誤。這個政策可以獲得廣大社會人士的同情。這個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勢力，利于徹底消滅反革命。這個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勞動力，利于國家的建設農業(yè)。因此，這是一個正確的政策⑧
。經過近半個世紀的刑事司法實踐，證明死緩制度是貫徹"少殺"行之有效的政策，使判處死緩的罪犯得到改造，化消極因素成為積極因素，符合我國刑罰改造罪犯成為新人的目的。同時，死緩符合世界限制適用死刑的趨勢，表現(xiàn)了我國刑罰的特點，在國際上產生了良好影響。因此我們應當充分肯定和正確認識死緩制度，高度重視執(zhí)行這一制度。
97刑法第四十八條規(guī)定，"對于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須立即執(zhí)行的，可以判處死刑同時宣告緩期二年執(zhí)行"。這條法律明確規(guī)定，適用死緩必須同時具備兩個條件：一是罪該處死。如果犯罪分子所犯罪行，不應當適用死刑，也就不能適用死緩。死緩是死刑的一種執(zhí)行制度，與死刑屬于同一刑種，適用的前提條件是相同的。二是不是必須立即執(zhí)行。是適用死緩的實質條件，也是適用死緩與適用死刑立即執(zhí)行相區(qū)別的關鍵所在。但怎樣認定"不是必須立即執(zhí)行"，法律并未具體規(guī)定。1997年修訂刑法時，有的同志曾提出：這樣的規(guī)定不明確，建議將不是必須立即執(zhí)行：作出具體規(guī)定，以減少執(zhí)法的隨意性。但修訂時未能解決，仍然保持了原來的表述。所謂"不是必須立即執(zhí)行"，是指雖然犯了死罪，但根據(jù)犯罪分子的具體情況，不是一定要立即執(zhí)行死刑。這應當從犯罪分子的罪、責、刑三方面綜合考察，即：從罪行上看，不是必須立即執(zhí)行的與必須立即執(zhí)行的相比，后者罪行的情節(jié)、手段、社會危害程度，要比前者嚴重；從刑事責任上看，同等的罪行，一般來說要負同等的刑事責任，但如果該罪犯具有某種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的情節(jié)，刑事責任就應適當減輕，所判死刑也就不是必須立即執(zhí)行。雖然都是死罪，情節(jié)千差萬別，刑事責任的輕重上也應顯示差異；從量刑上看，要從犯罪性質、情節(jié)、危害程度全面衡員，把可殺不可殺的犯罪分子視為"不是必須立即執(zhí)行"的人判以死綏。所以是不是必須立即執(zhí)行，應當將罪、貴、刑結合起來加以考察，才能正確地加以認定。
在適用死刑刑罰中，如何區(qū)別適用死刑與適用死緩的界限，是一個十分重要而又難于界定的難題。我們之所以說它十分重要，是因為它涉及一個人"生"與"死"的大事；之所以說它難于界定，是因為沒有法律明確規(guī)定，由于執(zhí)法者觀念差異，素質差異，司法實踐中的隨意性。同樣一種性質、情節(jié)的犯罪，甲地判死刑、乙地判死緩的事并不少見。所以，從理認與實踐上著力探索適用死刑與適用死緩之間的界限，是一個極其復雜而又重要的課題。如何探索出這個重要界限的基本規(guī)律?經筆者多年研究，下列五個方面應屬于界定適用死刑與適用死緩應遵循的、帶規(guī)律性的界限：
(一)罪該處死，但具有法定從輕、減輕處罰情節(jié)的應判死緩
法定從輕、減輕處罰情節(jié)，是指刑法總則、分則中明文規(guī)定在員刑時必須予以考慮從輕、減輕處罰的各種事實情況。但與適用死刑相關的，主要是以下四種：
1、罪行極其嚴重但屬不完全刑事責任能力人的。刑法第18條第3款規(guī)定：不能完全辨認或控制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如人格變態(tài)、精神障礙的人犯故意殺人、放火等罪該處死的罪，一般應處死緩。
2、罪行極其嚴重但屬犯罪未遂的。刑法第23條規(guī)定，對未遂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如某甲利用邪教，誘騙16名婦女、兒童進山洞，堵住洞口，絕食"升天"，餓到第三天時被當?shù)毓矙C關發(fā)覺救出，16名均搶救脫險，某甲罪行極其嚴重，考慮是未遂而處死緩。
3、罪行極其嚴重但犯罪分子自首的。刑法第67條規(guī)定，對自首的，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筆者認為，可以從輕判死緩的自首，是指對應判處死刑之罪的自首，如犯故意殺人、搶劫、綁架等罪后主動投案自首，而不是一般的余罪自首。
4、罪行極其嚴重但犯罪分子立功的。刑法第六十八條規(guī)定：對立功者，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有重大立功表現(xiàn)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現(xiàn)的，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二)罪該處死，但具有酌定從寬處罰情節(jié)的應判死緩
酌定從寬處罰情節(jié)，是指刑法中沒有明文規(guī)定，但根據(jù)刑事立法精神和有關刑事政策，由司法機關根據(jù)審判實踐概括出來的，在裁量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時，應予以考慮的可以從輕處罰的事實情況。這些情節(jié)種類很多，諸如犯罪動機、犯罪人的一貫表現(xiàn)，犯罪后的態(tài)度，犯罪手段、對象、結果，犯罪時間、地點等等，這些酌定情節(jié)，雖不具有強制性、必然性。但是，這些情節(jié)對于恰當量刑、公正司法具有重大價值，其中有的可以酌情從輕處罰，甚至還可以減輕處罰，在決定適用死刑與死緩時應當予以關注。與適用死刑相關的情節(jié)有：
1、犯罪動機不屬卑鄙惡劣的。如基于義憤的，大義滅親的，不堪虐待、迫害反抗等而殺人的一般不適用死刑。如山林、水利、宅基、鄰里、債務、合同等矛盾激化引起斗毆而造成的殺人案件，一般可以考慮適用死緩。
2、犯罪前一貫表現(xiàn)好、犯罪后又真誠悔罪的。犯罪前一貫表現(xiàn)好偶爾失足的犯罪人，主觀惡性弱；則應是適用死緩的對象；犯罪后坦白認罪，積極退臟，采取措施搶救受害人；挽回損失，協(xié)助司法機關偵破案件等，不僅在客觀上能減輕犯罪所造成的危害后果，而且有利于國家對案件偵破與處理，亦反映了犯罪人的主觀惡性的降低，易于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所以，這些應當是考慮適用死緩的對象。
(三)罪該處死，但社會危害性未達最極端嚴重程度的應判死緩
"罪行極其嚴重"這個死刑總標準，雖然分則條文是用"危害特別嚴重"、"情節(jié)特別惡劣"，"數(shù)額特別巨大"等規(guī)定具體化到各種死刑罪名的，但在適用上畢竟還是有一定程度的靈活性，而且這種"極其嚴重"也是有層次性、可比性的。必須從實際出發(fā)，判斷是否已經達到同種犯罪判死刑應具備的最極端程度。雖然這還是個有一定模糊性的概念，但經過長期審判實踐總結，這個"度"是可以掌握的。下述一些情形，就是罪行未達到"最極端"程度的犯罪，應當適用死緩。
1、受害人在本案中有過錯的。故意殺人、傷害致人死亡、綁架等重罪中，有的是基于私仇宿怨，有的是臨時起意，有的則是受害人的過錯引起的，甚至是受害人首先挑起事端而造成嚴重后果的。
2、犯罪手段不是特別惡劣的。犯罪手段雖然不是犯罪構成要件，但卻常常是量刑時要注意的情節(jié)。惡劣、殘忍、暴力的犯罪手段，是犯罪分子主觀惡性深、人身危險性大的一種反映，是從重處罰的情節(jié)；如非暴力型的、智力型的犯罪手段，相對而言，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險性較小，可以是適用死緩的對象。
3、危害程度還不是極端嚴重的。這里所指的危害程度主要是指的社會后果，如貪污、販毒罪的數(shù)量、殺人罪的社會影響等，個案之間仍有很大的差別。如刑法三百四十七條規(guī)定，走私海洛因50克以上，處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按照這個規(guī)定，數(shù)量達50克以上就可以殺頭。這里的"以上"是沒有封頂?shù)模绻麧M50克就殺的話，那么百克、千克、萬克的也是殺，這是不科學的，應當總結出一個處死刑的合理數(shù)量標準,求得司法合理公正。又如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條規(guī)定，貪污10萬元以上"情節(jié)持別惡劣的"處死刑。有的地方10萬元就判死刑，而有的地方100萬元才判死刑，差距太大，顯失公正�？梢姅�(shù)額是判定危害程度基本依據(jù)，當然也要考慮其他情節(jié)，但基本上應確定一個合理的適用死刑的數(shù)額(比如100萬元)，作為犯罪"極其嚴重"的界限，否則，隨意性太大，殺人太多。
4、在共同犯罪中不是首要分子或不是最重要的主犯的。
(四)罪該處死，但證據(jù)尚不夠充分的應判死緩
證據(jù)充分是正確判刑的基礎，是適用刑罰的根本。在司法實踐中有個別案件，被告人承認罪行，事實清楚，主要證據(jù)也是確鑿的，但總有某些環(huán)節(jié)、證據(jù)無法核實，有的矛盾不能排除，某種其他可能性仍然存在，或者此罪與彼罪的界限仍有爭論，犯罪分子犯罪時是否已滿18歲無法查清，犯罪分子是否具有某種精神病無法確診，某種物證、書證無法核實，等等，總之，從萬無一失、留有余地的角度出發(fā)，也應判處死緩為宜。
(五)罪該處死，但從政治上、外交上考慮需要按照國家特殊政策對待的應判死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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