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明生 ]——(2004-9-6) / 已閱41182次
就少年個體（特殊預防）或少年群體（一般預防）而言，若從狹義上理解少年犯罪的刑事一體化預防，則我國少年犯罪刑事一體化預防是在預防對象屬于十四周歲至十八周歲這一年齡區(qū)所限定的時空范圍內進行的。當然，若把（廣義）犯罪學的邊界無限延伸，把社會政策看成刑事政策，如“最好的社會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則十四周歲之前與十八周歲之后也可納入少年犯罪刑事一體化預防的范疇。因為少年犯罪的成因往往來自家庭、社會和學校等方方面面。于是，所有犯罪預防都可納進刑事一體化之中，顯然這屬廣義理解。為區(qū)分刑事預防和其他預防，本文主要從狹義的年齡結構言及預防。依據(jù)我國現(xiàn)行刑法第十七條，可將年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少年分為相對刑事責任年齡的少年（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和完全刑事責任年齡的少年（已滿十六周歲不滿十八周歲）。我們可稱之為“二分”刑事預防年齡結構。然而，各國刑事法律在年齡劃分上各異。德國《少年法院法》規(guī)定“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八周歲者”為少年，而同時規(guī)定“已滿十八周歲不滿二十一周歲者”為未成年青年，并規(guī)定特定情形下后者應當或可能適用少年刑罰。法國有關法令則規(guī)定了十三周歲、十八周歲、二十一周歲甚至二十八周歲等年齡因素對刑事責任的不同影響。而《俄羅斯聯(lián)邦刑法》規(guī)定十四周歲、十六周歲、十八周歲和二十周歲等為影響刑事責任的不同年齡�？梢姡c我國相比，有些國家在刑事法律中規(guī)定少年進入青年后還有一段特殊的“年齡保護期”。
基于各國少年犯罪預防的不同年齡結構，由此生成其不同的機能。我國少年犯罪預防的“二分”刑事預防年齡結構無疑加強了刑事預防的操作性。例如，我國現(xiàn)行刑法第十七條共四款分別就少年是否承擔刑事責任、如何承擔刑事責任等作了相對明確的規(guī)定。而且一般認為，其中第二款考慮到這個年齡段的人之生理、心理和智力尚不成熟，只能對個別的嚴重犯罪行為具有辨別能力，所以法律規(guī)定他們只對與其實際情況相適應的八種犯罪承擔刑事責任。因此，這種結構模式具有人權保障、強化操作、縮小打擊面擴大教育面等正功能，它同時也發(fā)揮了不少相應的積極作用。但是，該結構模式也存在某些固有的功能缺陷（如因一天之隔而罪責差異懸殊等等）、產(chǎn)生過不良作用。對此，本文將在第三部分進一步述及。然而，上述一些國家的刑事法律規(guī)定了特殊的“年齡保護期”，對少年之后的某些青年給予了不同程度的司法保護，從而在某種程度上減緩了青少年因“一天之隔而罪責差異很大”之類的消極影響。盡管這種年齡構造的形成原因可能來自多方面，但前述客觀的“左右緩沖”效果是實際存在的。當然，如何更好地減免因年齡劃分帶來的某些不公正的弊端，也是各國在立法和司法實踐中需要共同探討的問題。事實上這可能牽涉刑事預防與其他預防的結合度的重要問題。
（三）基本構造的相互關系
此處關系范疇包括結構關系、機能關系、結構與機能間的關系。其中機能關系主要是積極與消極方面的辨證關系，結構與機能之間一般是制約與被制約、依賴與被依賴的關系。然而，結構關系相對復雜，故本文將重點對之予以探析。基本構造的相互關系主要分兩方面：一是每一種結構之內部關系；二是不同結構之間的關系。
1、每種結構之內部關系
首先是學科結構的內部關系。少年犯罪預防的學科結構是指犯罪學、刑事政策學、刑法學、刑事訴訟法學和行刑學等刑事學科中一切有關少年犯罪預防的思想及研究成果的整合。但各學科關于預防少年犯罪的內容，多少不等，且關聯(lián)不一。這些預防成果的整合及其整合程度即是其內部關系的反映。不同國家的研究狀況不同，學科預防之內部關系也往往各異。這大都涉及各刑事學科的關系與地位。亦即，各國刑事學科的地位及各學科之間的關系從根本上決定了少年犯罪刑事學科預防體系的內部關系。各國甚至一國之內的學者對犯罪學和刑事政策學的界分常有不同見解。一般認為，歐陸國家的犯罪學大體是狹義犯罪學（又稱犯罪原因學）。它可分為兩大分支：犯罪生物學和犯罪社會學。每一分支又包括若干學科。而英、美等國家多采廣義犯罪學。廣義犯罪學包括犯罪原因論和犯罪對策（防治）論兩部分。因此，廣義犯罪學包含刑事政策學，狹義犯罪學則與狹義刑事政策學并列。當然，學界觀點紛呈，不一而足。由不同認識得出不同結論，也就不足為奇。在刑事學科的地位及相互關系上，如前述我國學界明顯存在“刑法中心主義”傾向，但筆者不敢茍同。筆者主張，少年犯罪刑事學科預防體系的內部關系是：犯罪學科群的預防思想是起點，刑法學、刑事訴訟法學的預防內容運作于機制之中部，行刑學預防則是運行的完成，然后，犯罪學科群對運行的全部過程進行評價甚至提出完善方案，再引發(fā)下一輪運行，這就是新的起點。這里，犯罪學科群由犯罪生物學、犯罪社會學和刑事政策學及其分支組成。關于犯罪學科群的內部關系還有待進一步研究。另外，學科劃分是相對的，而且運行軌跡也是相對而言，并無絕對標準。同時，也不能忽視，這一學科結構關系與其他結構關系相互滲透，相互影響。
其次是法律結構的內部關系。如前所言，法律結構是由類似《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刑法》、《刑事訴訟法》和《監(jiān)獄法》等相關法律或條款整合而成的。立法體例不論是分散型、綜合型，還是相對集中型，從法律內容的連接（或運動）序列考察，其法律結構的內部關系為：（類似）《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是起點，《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有關條款（主要）運行于中部，《行刑法》的相關部分則是運行的完成。當然，該結構關系只是一個關系側面，并非絕對、孤立的關系范式，它必須與相關領域如刑事學科及法律活動等發(fā)生作用。
其三是少年犯罪預防的活動結構的內部關系。鑒于這種活動結構整合了所有涉及少年犯罪的刑事預防活動，因此，它涵括上述刑事學科一體化、刑事法律一體化及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事執(zhí)行等活動中所有的預防內容。除學科預防活動和法律預防活動外，還有司法、行刑處遇的預防等其他相關的刑事預防活動。雖然各國預防結構形態(tài)各異，但基本關系都是：學科研究一方面可引發(fā)刑事法律的立、改、廢；另一方面，就新法律的實施效果進行的學科研究又有可能引起下一輪法律的立、改、廢。據(jù)此，學科研究活動、法律制定與適用活動編織在一起。不僅有以刑事立法為起點、經(jīng)過刑事司法至刑事執(zhí)行而完成的刑事活動，還有刑事學科研究活動及刑事法律經(jīng)由類似《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刑法》、《刑事訴訟法》至《行刑法》的動態(tài)運行活動。所以，這種關系模式也就有刑事立法、犯罪學科群的預防研究和類似《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三個起點及其相應的運行路徑。簡言之，其關系是三種路徑編織模式�；诖耍笆鲂淌禄顒宇A防體系的機能是其內部各類結構機能相互結合或相互排斥、相互抑制的結果，也就不難理解。
其四是年齡結構的內部關系。各國年齡模式可能各異，故起止點也不同。但從狹義理解，根據(jù)我國刑法“二分”刑事預防年齡段結構可知，我國少年犯罪刑事一體化預防是在預防對象為十四周歲至十八周歲這一年齡區(qū)所限定的時空范圍內進行。因此，剛滿十四周歲是預防運行機制的啟動標志，十四至十八周歲之內是預防機制的運行歷程，而滿十八周歲則為預防完成。若從廣義上考察年齡結構，將預防對象的年齡伸展至十四周歲之前（如十周歲）和十八周歲之后（如二十五周歲），抑或能否可以擇定某些相對更為合理的（年齡）分界點而免去無從操作的困惑，是有待進一步深究的問題。
2、不同結構間的關系
不同結構間的關系是指學科結構、法律結構、活動結構和年齡結構之間的相互關系。刑事學科預防的巨大能量大體須經(jīng)轉化為刑事法律及法律的實施這一過程才能最終釋放出來。因此，學科預防一般是法律預防與活動預防的先導。而且，至少可以認為，如果把“紙上”的學科預防成果及“紙上的法律”看成靜態(tài)的，那么學科預防的研究活動及“實際法律”的生成活動就是動態(tài)的。另外，學科預防的研究主要是理論上的，刑事立法、司法及執(zhí)行活動卻是實踐性的。所以，上述不同結構間的關系是靜動結合、理論與實踐結合的關系。同時，年齡范圍與少年犯罪預防的主題又是它們相互之間的重要契合點。
三、完善意見
我國現(xiàn)有的少年犯罪刑事預防機制為我國當前少年犯罪刑事預防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是，“一體化”是一種整合的動態(tài)趨勢，故本文擬從結構問題切入，就我國少年犯罪刑事預防機制“一體化”的強化性建設，提出下列完善性意見。
（一）學科預防
我國刑事學科中關于預防少年犯罪的內容，多少不等但相互關聯(lián)。當然，在各學科的各類教材中，一般很少在學科一體化上就預防少年犯罪做出系統(tǒng)闡釋，即使有一些相關論述，也是各行其是，同時欠缺“瞻前顧后”。目前只是在我國有關犯罪學著述中，才可以找到類似問題的宏觀論述。這至少反映了我國學界目前尚欠缺有關刑事一體化問題的系統(tǒng)研究及其深度和廣度。當然，我國學界也有學者對《中國少年法概論》、《青少年法學》、《未成年人法學》進行過較深的研究。因此，從少年犯罪刑事學科一體化預防體系的角度講，某種程度上這也可算作對一體化目標所做出的貢獻。筆者建議創(chuàng)設《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學》，其中可設某些章節(jié)針對少年犯罪一體化預防展開各刑事學科的綜合性預防研究。也可同時加強《少年法學》的整合研究。這些都利于將少年犯罪一體化預防研究向前推進。
（二）法律預防
如前所言，我國少年犯罪刑事法律分散型立法略有積極之處，但弊端明顯。必要時，我們可以采取以德國為代表的少年犯罪刑事法律綜合型立法，或以俄羅斯為代表的相對集中型立法，將我國處理少年犯罪案件的司法解釋提煉后納入刑事法典，例如制定專門的《少年事件法》或分別以實體法和程序法修正案方式直接插入新的規(guī)定。同時，應對少年犯罪刑事法律的某些條款進行相應修改或者補充。比如借鑒國外經(jīng)驗，增設一些針對少年犯罪的刑種和非刑罰處理措施以及增設前科消滅制度，并加強現(xiàn)有刑事法律的操作性和強化監(jiān)督的真正落實等。其中也包括改革和完善我國與少年案件相關的社區(qū)矯正制度、收容教養(yǎng)及勞動教養(yǎng)制度等。關于這些建議的具體論述，筆者另文展開。這里僅想強調，刑法第十七條宜于修正�，F(xiàn)行刑法第十七條及有關規(guī)定造成了兩類少年（即前述相對刑事責任年齡的少年和完全刑事責任年齡的少年），至少在決水犯罪、綁架罪、重大盜竊犯罪、毒品犯罪等方面，存在惟恐立法者也始料不及的罪責差異。例如，根據(jù)我國現(xiàn)行刑法的有關規(guī)定可知，相對刑事責任年齡的少年實施“決水”行為，其目的是針對公私財產(chǎn)或不特定人群的生命、健康安全時，即使“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chǎn)遭受重大損失，”既不能依決水罪也不能依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將之定罪處罰。而完全刑事責任年齡的少年實施該“決水”行為， “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chǎn)遭受重大損失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加注：不適用死刑）。”另外，兩類少年均實施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規(guī)定的綁架行為，故意造成被綁架人傷亡的，他們的刑期可能相差七年；均有重大盜竊行為（如盜竊金融機構或珍貴文物），刑期差可達十年以上。以上這些差異有出自不同罪責規(guī)定方面的原因，也存在受年齡劃分的固有缺陷影響的因素。關于年齡劃分的完善，筆者將在后文述及。
（三）刑事活動預防
少年犯罪刑事活動一體化預防體系，是整合所有涉及少年犯罪的一切刑事預防活動。盡管學科研究活動、法律制定與適用活動編織于一起，但在學科結構與法律結構中暴露出的問題，前文已述，故這里只強調少年犯罪刑事司法和執(zhí)行中的相關問題。
應當指出，在“教育、感化、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工作中，我國取得了不少成績。譬如，據(jù)有關報道，上海市檢察機關2002年率先推出未成年人刑事檢察“捕、訴、防”一體化工作機制，對近2000名失足未成年人進行知法、認法、服法教育，未成年人回歸社會后重新犯罪率下降至5%以下等等。當然，成績遠不止此。
但仍應注意，司法實踐中的地區(qū)差異，包括人財物、硬件和軟件上的差距。換言之，司法隊伍和司法周邊環(huán)境的建設、各種機制的理順及觀念的轉變等方面還存在一系列問題。在改革開放向深廣發(fā)展、文化環(huán)境多元化的條件下，面對犯罪低齡化、在校學生團伙犯罪、暴力犯罪、作案方式成人化、作案手段兇殘化和科技化等少年犯罪的趨勢，毫不夸張地說，我國少年犯罪的防控任務還任重道遠。然而，我國媒體甚至某些學者有一種盲目樂觀情緒。他們認為，中國未成年人犯罪矯治成就居世界前列。中國是世界上重新犯罪率最低的國家之一。但筆者認為，僅從簡單的表面統(tǒng)計數(shù)字比較后下結論，是輕浮乏力甚至危險的。即使是以實證方法著稱的美國犯罪學界，也有學者對諸如“統(tǒng)一犯罪報告”等所謂權威官方政府統(tǒng)計資料的確實性，表示了高度的懷疑。更何況不同國家犯罪的標準不一，甚至大相徑庭，加上調查、統(tǒng)計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各方面失實因素，因此，所謂犯罪率和重新犯罪率之間的可比性能幾何？此外，在司法與行刑時，立法的具體落實難以到位甚至異化，如管制、緩刑和假釋適用率過低。同時，我國行刑格局還面臨著“監(jiān)獄爆滿”而“社會容納、包容出獄人有限”的兩難困境。這些都揭示了刑事立法、司法預防資源沒能優(yōu)化配置，效率不高的問題。這也突出了刑事預防與其他預防的結合（結合處和結合度）需要調整的緊迫性和必要性。因此，我們應在積極探索行刑社會化與社區(qū)矯正制度改革和完善的同時，充分有效地利用少年犯罪刑事一體化預防機制，合理配置少年司法資源，提高少年犯罪刑事一體化預防的經(jīng)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四）少年犯罪的刑事年齡
我國少年犯罪年齡結構在狹義上是“二分”構造。這種結構模式包含了保障人權、強化操作等積極因素，但它也存在某些固有缺陷。上述“二分”年齡的兩類少年在定罪處刑與否或輕重方面形成的極大差別，或多或少也受年齡劃分模式固有缺陷的影響。所以，我們可借鑒國外經(jīng)驗，在刑事法律中規(guī)定少年進入青年后仍賦予一段特殊的“年齡保護期”，對少年之后的某些青年給予不同程度的司法保護。同時，加強偵查、檢察、審判和執(zhí)行過程中（程序與實體結合）“過濾機制”的建設（如立案與否、起訴與否、定罪與否以及處刑與否等），更好地減免因年齡劃分帶來的某些弊端。雖然徹底解決這些問題不可能，但如何將消極影響降到最低？這也有待進一步共同探討和研究。
[原文發(fā)表于《犯罪與改造研究》2004年第7期，筆者對該文略作了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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