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濤 ]——(2004-6-13) / 已閱9269次
超期審理應給予國家賠償
楊 濤
一樁簡單的民事侵權案，歷經省市縣三級法院審判，先后經過5次審理、4次判決、兩次裁定，耗時23年之久。時至今日，這場官司仍是原地踏步，而且陜西榆林市中級人民法院2001年3月15日啟動再審程序后，又是3個年頭過去了，當事人榆林師范學校退休老教師白云玉望眼欲穿，已經64歲的他不知道在有生之年能否等來最終的判決結果。(新華網5月24日)
一個簡單的民事案件，竟讓當事人等待了23年，以至于在有生之年竟不知道能否等來最終的判決結果，這簡直舉世罕見。對這么一個姍姍仍不遲來的判決，無疑，我們可以“遲到的正義非正義”法律格言來評價它的不正當性。不過，更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榆林中院對超期審理的毫不在乎的態(tài)度。1995年3月榆林中院作出第四份判決后，雙方當事人均沒有異議，該案件便進入執(zhí)行階段。在此后長達6年的時間里，白云玉幾乎每周都向榆林中院提交一份執(zhí)行申請，但均石沉大海。然而，2001年3月15日，當時的榆林市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任玉山卻突然發(fā)出一份中止該案執(zhí)行的裁定書，該案在20年后又回到了起點。此后，榆林中院先后3次開庭審理，但直到目前仍無任何音訊。按照民事訴訟法相關規(guī)定，該案的第5次審理又遠遠超出法定的審理結案時限。
究竟是什么讓榆林中院對一個簡單的民事案件連作四次判決，并在雙方當事人均沒有異議竟主動作出中止執(zhí)行的裁定書，并一拖又是三年？《民事訴訟法》及相關的司法解釋關于審限的規(guī)定緣何一再被他們熟視無睹地拋棄？筆者認為，這恐怕跟這些規(guī)定并無相應的罰則有很大的關系。這些規(guī)定寄希望于法院和法官的自覺遵守，但實踐證明并不可行。依靠上級法院或人大的運動式檢查，終究也非長久之計。而當事人并無法定的程序去申訴和控告超期的審理，即使是申訴僥幸被有關部門重視，法院和法官并不會對超期審理承擔任何不利的法定后果，因而他們也沒有積極改正的動因，即便在某一個個案得以解決，今后的案件審理，超期現象依然是巋然不動。
然而，超期審理的的確確是當事人的不能承受之重。漫無盡頭的審理，無休止的重審和再審，當事人將自己的精力、時間、金錢乃至于青春賠在渺茫的訴訟當中，身心俱為憔悴。“打贏了官司輸了錢”并非民意戲言，而是當事人深切感受。對于一方當事人來說，如果說另一方當事人的民事違法行為給其帶來了第一次傷害可以向法院要求伸張正義的話，那么，法院的無止境的超期審理帶來的第二次的傷害----司法上的傷害，他們的損失又向誰主張呢？
在現行的《國家賠償法》，當事人根本無法得到他們想要得到的賠償。民事案件中的超期審理不屬于國家賠償的范圍，即使超期審理給當事人帶來多大的損失，國家并不會對當事人進行任何賠償。然而，這種規(guī)定的正當性卻大可值得質疑。首先，權力與責任本是相伴相生的孿生兒，有國家權力的行使必須就應當有國家責任的存在，權力的行使不但不能以積極的方式損害公民的權利，不合法的消極不作為損害了公民的權利也不符權力為民的本質，因而也應承擔相應的責任。其次，我們看到，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行政職權時有違法實施罰款、吊銷許可證和執(zhí)照、責令停產停業(yè)、沒收財物等行政處罰侵犯相對人的財產權的行為時，也要承擔國家賠償責任，緣何司法機關在超期審理給當事人帶來財產、時間乃至精神等多重損害卻無須承擔國家賠償責任呢？
由此可見，法院的超期審理給當事人造成損害的，完全應當將其列入國家賠償范圍。超期審理不僅包括在某一審級中超審限審理，還應包括法院無理由故意的發(fā)回重審、再審等使案件審理無限延長的審理。將這一事項規(guī)定在國家賠償法中，不僅是要給因權利受到損害的當事人合理的賠償，更重要是要通過這么一條規(guī)定，要給法院和法官帶上一個緊箍咒，讓他們真正對按時審理重視起來。
前不久，《中國經濟時報》報道說，《國家賠償法》的修改已納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五年立法規(guī)劃中。修改重點包括：擴大賠償范圍、提高賠償標準、完善賠償程序等。然而，法院在民事案件中的超期審理給當事人造成損害的，始終沒有人提出要列入國家賠償的范圍，筆者認為這不啻于是一個遺憾，筆者倒想借此次《國家賠償法》的修改的東風，大聲呼吁將其列入國家賠償的范圍。
通聯(lián)：江西省贛州市人民檢察院 楊濤 華東政法學院法律碩士 郵編：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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