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馮殿美 ]——(2013-4-22) / 已閱13125次
四、關于有組織犯罪的立法完善問題
（一）刑法總則中，應當明確有組織犯罪的總體概念及類型
從我國現(xiàn)行刑法的規(guī)定來看，僅規(guī)定了犯罪集團的概念和特征，而沒有規(guī)定有組織犯罪的概念及特征，因此，有的學者認為“犯罪集團可分為普通犯罪集團、黑社會性質(zhì)組織、黑社會組織”{11}（P．175）。據(jù)前面的分析，筆者不同意這種觀點。理由是犯罪集團是有組織犯罪的初級形態(tài)，而黑社會組織是有組織犯罪的高級形態(tài)，既然如此，犯罪集團的概念特征則不能包含黑社會組織的概念、特征，這是其一；其二，我國刑法只規(guī)定黑社會性質(zhì)組織犯罪，而不規(guī)定黑社會組織犯罪，那么以什么為“參照物”去判斷、去認定黑社會性質(zhì)組織犯罪呢?既然對含有某種“性質(zhì)”的社會現(xiàn)象予以界定，而不對這種社會現(xiàn)象本身作出界定，這在邏輯上是不好解釋的。固然，司法解釋曾對黑社會性質(zhì)的組織之特征作了解釋，畢竟是參照國外的立法和我國的司法實踐，這種解釋有著逾越罪刑法定之嫌和司法運作之困惑。鑒于以上兩點理由，筆者認為，刑法總則中，應當明確規(guī)定有組織犯罪的總體概念、外延及其類型。諸如犯罪集團的概念特征；黑社會性質(zhì)組織犯罪的概念特征：黑社會組織犯罪的概念、特征。尤其是，應增設黑社會組織犯罪的法條，并規(guī)定重于黑社會性質(zhì)組織犯罪的法定刑，以防止立法的滯后性。只有如此，才能依據(jù)總則的原則規(guī)定去認定分則規(guī)定的具體有組織犯罪，才能使總則與分則的規(guī)定協(xié)調(diào)、統(tǒng)一，才能防止因“法無明文規(guī)定”不能處罰黑社會組織犯罪。這一點應引起立法者的重視。
（二）刑法總則行刑制度中應當增設對判處10年有期徒刑以上的有組織犯罪的首要分子不得適用假釋的規(guī)定
我國刑法第81條第2款規(guī)定：“對累犯以及因殺人、爆炸、搶劫、綁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釋”。這說明立法者對該類型的犯罪分子出于“不信任感”而作出的被迫選擇。而有組織犯罪的首要分子且被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其人身危險性、社會危害性和改造難度，也不亞于上述幾種犯罪分子。倘若對其適用假釋，猶如放虎歸山，為他們東山再起，重操舊業(yè)提供時空條件。因此筆者建議在該條款中，增設這一內(nèi)容，即把第81條第2款修改為“對累犯以及有組織犯罪的首犯，因殺人、爆炸艙劫、綁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釋”。
（三）刑法分則中，有組織犯罪相關條文法定刑的修改
1．刑法第294條對黑社會性質(zhì)組織犯罪規(guī)定的法定刑偏輕，應作一修改�！吨腥A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三）》第三條對組織、領導和參加恐怖活動組織罪的法定刑作了修改，即由原來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改為“組織、領導恐怖活動組織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積極參加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修正案（三）之所以對本罪的法定刑作一修改，就是因為在1997年修訂刑法時，沒有充分認識到該罪的社會危害性，司法實踐證明，該種罪確是一種重罪。而黑社會性質(zhì)組織犯罪與組織、領導恐怖活動組織罪，無論在組織性特征上，還是行為特征上（都有組織、領導和積極參加的行為）都相同，社會危害性相當。從司法實踐已經(jīng)審結的黑社會性質(zhì)組織犯罪來看，他們的危害性不輕于組織、領導參加恐怖活動組織罪，為貫徹罪刑相適應的原則，則應當把本條文的法定刑修改為“組織、領導黑社會組織犯罪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積極參加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這樣修改，才使得有組織犯罪的種罪之間相互協(xié)調(diào)，防止罪、刑配置不當。
2．增設對有組織犯罪財產(chǎn)刑的適用和加大對其財產(chǎn)刑的處罰力度。絕大多數(shù)的有組織犯罪都是基于獲取非法利益，即使出于政治目的的有組織犯罪（如基于政治目的的恐怖活動組織罪），也要大肆聚斂錢財，形成一定的經(jīng)濟實力，支撐其犯罪活動。因此對有組織犯罪增設財產(chǎn)刑和加大財產(chǎn)刑的處罰力度，一是對他們行為的否定評價：二是剝奪他們再犯的能力。通覽現(xiàn)行刑法的規(guī)定（如第120條和第294條），對有組織犯罪恰恰沒有規(guī)定財產(chǎn)刑。司法實踐中，通常的做法是沒收違法所得及其收益以及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但什么是違法所得及其收益和本人財物?實踐中難以準確認定。有組織犯罪通過嚴密的分工，往往把非法所得進行合法轉(zhuǎn)化，爾后進行合法投資，獲取巨額收益。此時，再用“沒收違法所得”，恐怕缺乏足夠的法律依據(jù)。即使作為“犯罪用財物”，也有牽強附會之嫌。故筆者認為，刑法增設對有組織犯罪的財產(chǎn)刑及司法實踐中加大處罰力度，是打擊有組織犯罪的得力措施。
3．增加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參加有組織犯罪從重處罰的規(guī)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中的腐敗分子介入黑社會性質(zhì)組織犯罪，成為該組織的保護傘，已屢見不鮮。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參加黑社會性質(zhì)組織犯罪和黑社會組織犯罪也將會出現(xiàn)。他們可以利用職務之便，為這兩種有組織犯罪提供物質(zhì)上的幫助和精神的支撐，使有組織犯罪更加有恃無恐、肆無忌憚，胡作非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參加有組織犯罪的社會危害之大，影響之壞，是不能低估的。因此有些國家刑法，如俄羅斯刑法對公職人員利用職權實施該類行為規(guī)定了加重處罰。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黑社會性質(zhì)組織犯罪的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條規(guī)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zhì)組織的，從重處罰”。外國刑法的規(guī)定和我國的司法解釋足以證明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參加有組織犯罪從重處罰是合理的且十分必要的。但筆者認為，以司法解釋的方式明確“從重處罰”是違背罪刑法定原則的，是司法解釋逾越立法的表現(xiàn)。從我國刑法及其三個修正案的規(guī)定看，均沒有該《解釋》第四條的內(nèi)容，那么第四條解釋的依據(jù)何在?令人費解。所以，筆者認為應在有關的刑法分則條文中增加“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參加有組織犯罪從重處罰”的規(guī)定。
【注釋】
作者簡介：馮殿美（1948—），男，山東省棗莊市人，山東大學法學院教授。
*山東大學法學院，山東 濟南 250100
Law School of Shandong University，Jinan，Shandong Province 250100
[1]Crme Dietionary，De Sola R．N．Y．1982，轉(zhuǎn)引自俄文版：《有組織犯罪—2》，莫斯科犯罪學聯(lián)合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頁
[2]“Organized criminal activity is not necessarily organized crime”see《Organized crime》Howard．Abadinsky——3rd ed，1993．Nelson Hall Lnc．Publishers．p．2．
[3]楊春洗主編的《刑事法律大辭書》、張子路主編的《犯罪學辭典》均有這方面的闡釋。
【參考文獻】
{1}呂敏，等．論有組織犯罪及其刑事政策（Z）．2001年中國刑法學年會論文，2001． {2}康樹華，魏新文．有組織犯罪透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3}（美）艾滋恩·蒂默．犯罪學（M）．北京：群眾出版社，1998． {4}（法）安德魯·博薩．跨國犯罪與刑法（M）．陳正云，等譯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1997． {5}漢斯·施奈德．犯罪學（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 {6}徐久生．德國犯罪學研究探要（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5． {7}康樹華．比較犯罪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 {8}陳顯容．犯罪與社會對策——當代犯罪社會學（M）北京：群眾出版社，1992． {9}丁慕英，單長宗．中國對有組織犯罪——走私罪和洗錢罪的懲治與防范（J）．法學家，1998，（2） {10}高銘喧，馬克昌．刑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11}鄧又天，李永升．試論有組織犯罪的概念及其類型（J）．法學研究，1997，（6） {12}張文，許水強黑社會性質(zhì)組織辨析（Z）．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2001年論文，2001． {13}莫洪憲．有組織犯罪概念研究（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 {14}王希仁．犯罪團伙與犯罪集團、犯罪結伙（J）．法學，1984，（6）． {15}奎那，劉立憲．團伙犯罪是集團犯罪的一種形式（J）．法學，1984，（1） {16}馬克昌．論犯罪集團與犯罪團伙（J）．法學雜志，1984，（6） {17}趙秉志．新刑法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 {18}黃京平，石磊．黑社會性質(zhì)組織的法律性質(zhì)和特征芻議（Z）．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2001年年會論文，2001． {19}楊春洗．刑法基礎理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出處:《政法論壇》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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