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道英 ]——(2012-3-15) / 已閱15464次
[8] Schacht-Brief Decision, 13BGHZ 334 (1954).有關(guān)本案的介紹，可參見【德】迪特爾·梅迪庫斯著，邵建東譯：《德國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05－806頁。
[9] 本段引文由該判決書的英文翻譯譯出。英文翻譯見：http://www.utexas.edu/law/academics/centers/transnational/work_new/german/case.php?id=740（2009-7-7）。
[10] 討論作為民事權(quán)利的一般人格權(quán)并非本文的任務(wù)，有關(guān)“框架性權(quán)利”的論述可參見薛軍：《揭開“一般人格權(quán)”的面紗——兼論比較法研究中的“體系意識”》，載《比較法研究》2008年第5期，第25－39頁。
[11] "gentleman rider" decision, 26 BGHZ 349 (1958).
[12] 經(jīng)過2002年的修改，民法典第847條已被合并到了第253條。鑒于敘述的方便，本文中所述民法典條款均為此次修改前的條款。參見齊曉坤：《“索拉婭案”評注——德國民法中對損害一般人格權(quán)的非物質(zhì)損害的金錢賠償》，載《現(xiàn)代法學》2007年1月，第184－192頁。
[13] 在1908年一項審判中，帝國法院明確表示，“一般人格權(quán)”的概念缺乏一種公認的確定含義，對《民法典》來說是不合適的，因而也不包含在第823（1）的“其它權(quán)利”之中。參見齊曉坤文，同上注。
[14] 有關(guān)本案的判決書的內(nèi)容均參見：http://www.utexas.edu/law/academics/centers/transnational/work_new/german/case.php?id=739（2009-7-7）。
[15] 齊曉坤文。需要注意的是，德國也曾試圖以立法來解決這一問題，但最終并未成功。See Harry D. Krause. The Right to Privacy in Germany: Pointers for American Legislation? Duke Law Journal, Vol. 1965, No. 3 (Summer, 1965), pp. 481-530.
[16] 關(guān)于民法上一般人格權(quán)保護的具體論述，請參閱霍爾斯特·埃曼著，邵建東等譯：《德國民法中的一般人格權(quán)制度——論從非道德行為到侵權(quán)行為的轉(zhuǎn)變》，載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論叢》（第23卷），金橋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417頁。
[17] Elfes, 6 BVerfGE 32 (1957).
[18] 德國學者霍爾斯特·埃曼認為領(lǐng)域說將人格利益分為5個領(lǐng)域：隱私領(lǐng)域、性領(lǐng)域、秘密領(lǐng)域、個人領(lǐng)域、社會領(lǐng)域。參見霍爾斯特前引文，第421頁。但是可以看出，這與本文所闡述的領(lǐng)域說并不矛盾，因為前三個領(lǐng)域都是屬于核心領(lǐng)域，是不允許任何侵犯的。
[19] Edward J. Eberle. Human Dignity, Privacy, And Personality in German And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1997 Utah L. Rev. 963；Evadné Grant. Dignity And Equality. 7 Hum. Rts. L. Rev. 299.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長期以來無法就如何界定核心領(lǐng)域達成一致，憲法法院所適用的標準也無法起到一種“法律標準”的作用，因此自1983年的統(tǒng)計法案后憲法法院就放棄了這一理論。但是在司法實踐中，由于并沒有出現(xiàn)新的能夠取代這一理論的理論，因此領(lǐng)域說仍然得到了沿用，即使有時僅僅是作為一種背景知識。See Edward J. Eberle, ibid.
[20] 這里的“行動自由”指的是參與發(fā)展、宣示個人人格所必須的進行活動的權(quán)利。See 6 BVerfGE 32 (1957).
[21] Edward J. Eberle, ibid.
[22] 有關(guān)本案的判決書的內(nèi)容均參見：http://www.utexas.edu/law/academics/centers/transnational/work_new/german/case.php?id=610（2009-7-7）。另外，這句話還預示了此后憲法法院在一般人格權(quán)的保護上所采用的領(lǐng)域理論。
[23] Edward J. Eberle, ibid.
[24] the Microcensus case, 27 BVerfGE 1 (1969).
[25] Edward J. Eberle, ibid.
[26] Soraya, 34BVerfGE269 (1973).
[27] Lebach, 35 BVerfGE 202 (1973).
[28] Eppler, 54 BVerfGE 148 (1980).
[29] the Census Act Case, 65 BVerfGE 1 (1983).
[30] Criminal Diary Case, 80 BVerfGE 367 (1989).
[31] 嚴格說來，德國法中與一般人格基本權(quán)相對應(yīng)的應(yīng)為“侵權(quán)法上的一般人格權(quán)”。但由于本文的主題是探討基本權(quán)利與民事權(quán)利之間的關(guān)系，因此文中會交替使用“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權(quán)”與“侵權(quán)法上的一般人格權(quán)”的概念。在本文中，這兩個概念是指向同一對象的。
[32] 有觀點認為，最高法院在某些案件中運用的是直接效力理論，在某些案件中運用的是間接效力理論。See Kenneth M. Lewan. The Significance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For Private Law: Theory And Practice In West Germany. Th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 17, No. 3 (Jul., 1968), pp. 571- 601.
[33] 霍爾斯特·埃曼指出，在許多情況下人們往往通過混淆侵權(quán)法上的一般人格權(quán)概念與憲法上的一般人格基本權(quán)概念的方法來達到后者的直接輻射效力。參見霍爾斯特前引文，第471頁。
[34] 尹田：《論人格權(quán)的本質(zhì)》，載《法學研究》2003年第4期，第3-14頁。
[35] 參見本文關(guān)于“騎士案”的論述。
[36] 霍爾斯特前引文，第417頁。
[37] 熊谞龍：《權(quán)利，抑或法益?——一般人格權(quán)本質(zhì)的再討論》，載《比較法研究》2005年第2期，第51-57頁。
[38] 薛軍前引文。
[39] 霍爾斯特前引文，第469頁。
[40] the Investment Aid Case, 4 BVerfGE 7 (1954).
[41] 霍爾斯特前引文，第469頁。
[42] Edward J. Eberle, ibid; Evadné Grant, ibid.
[43] 霍爾斯特前引文，第420頁。
[44] 霍爾斯特前引文，第470頁。
[45] 梅迪庫斯前引書，第807頁；薛軍前引文。
[46] 霍爾斯特前引文，第470頁。
[47] 霍爾斯特前引文，第471頁。
[48] 【德】康拉德·黑塞著，李輝譯：《聯(lián)邦德國憲法綱要》，商務(wù)印書館2007年版，第96-9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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