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成江 ]——(2010-9-16) / 已閱9078次
分析如何解決法律平民化
劉成江
一、法律援助的平民化
安徽一農婦在浙江寧波幫人放牛時，不幸因牛誤撞上裸露在外的高壓線而觸電身亡，家中只有尚不懂事的孩子和年邁的老人。得知這一情況后，浙江省法律援助中心馬上派一名律師趕赴寧波，在短短幾個星期的時間，就為她的家人爭取到了１０多萬元的賠償……
上面的事例反映了在改革開發(fā)以來我國的司法援助體系取得了一定的發(fā)展。據(jù)悉，在剛剛過去的2007年，有433965名困難群眾得到了自己需要的法律援助，比2006年增長了35％。法律援助機構從2000年的1890個，發(fā)展到2008的4043個。在鄉(xiāng)鎮(zhèn)司法所、工會、共青團、婦聯(lián)、殘聯(lián)等基層團體都能看到法律援助工作站的“身影”，也都能看到一個個活動的“身影”，從上至下形成了一種法律援助工作網絡。
與此同時，法律援助工作也逐步走向正軌。2003年《法律援助條例》頒布實施后，各級司法行政機關圍繞機構規(guī)范、管理規(guī)范、服務規(guī)范等方面，就來訪接待、辦案程序、經費使用、社團參與、機構網絡建設、質量監(jiān)督、檔案管理、禁止有償服務等十幾個方面制定了規(guī)章制度，使法律援助工作健康有序地開展，有效地推護了公民的合法權益。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盡管法律援助已日趨成為司法行政機關的重要服務內容，也是推進政治文明的重要舉措，但法律援助真正走進百姓日常生活尚有一定距離。一方面由于普法宣傳還存在一定死角和盲區(qū)，在農村特別是邊遠山區(qū)的群眾法律意識淡薄，還不懂得利用法律武器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另一方面，法律援助還存有高成本現(xiàn)象，真正無償?shù)姆稍兔赓M訴訟費還沒有完全走向社會，致使百姓有“贏了官司，輸了錢”的現(xiàn)象，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百姓尋求法律援助的信心。
此前，媒體報道了許多地方推出了農民工可享受免費的法律援助新舉措。可事實上，近年來，農民工為討回自己的血汗錢屢屢上演了跳樓、自殺、群毆悲劇，在此法律援助或缺位或失語或疲軟乏力，沒有真正地起到強有力的保障作用。養(yǎng)豬農婦熊德明只所以成為“討薪明星”，成為農民工寄于厚望的“救世主”，便折射出了這種法律援助的滯后和欠缺。
法律援助既是法律完善和成熟的一種必然，也是建設和諧社會的重要內涵。而法律援助真正走向法制化、制度化和規(guī)范化軌道，一個重要標志就是看其能否實現(xiàn)平民化。換言之，就是當社會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每每受到損害時，法律援助能及時地、有效地、義無反顧地提供強有力的法律支持，便昭示了法律援助體系的真正建立。
二、人民陪審員的平民化
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了《關于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稕Q定》的第四條對“公民擔任人民陪審員”應具備的條件做出了具體的要求：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年滿二十三周歲；品行良好、公道正派；身體健康。在這四個必備條件之外，另起一行還有個補充式的規(guī)定：“擔任人民陪審員，一般應當具有大學�？埔陨衔幕潭取�。對于《決定》中關于“大學專科以上文化程度”的規(guī)定是否應該成為人民陪審員的選任標準，有必要從理論和實踐上做進一步的探討和研究。
(1).我國各地選任人民陪審員存在“精英化”的趨向
從現(xiàn)實來看，目前我國各地選任人民陪審員明顯存在一種認識和實踐上的誤區(qū)：由于過分注重《決定》中關于學歷的要求，導致“精英化”的人士太多，而“平民化”的人士太少。在經濟文化發(fā)達的地區(qū)，人民陪審員的學歷水平普遍很高。資料表明，江蘇省2732名人民陪審員中，具有大學�？埔陨蠈W歷的有2315人，占84.7％。在北京海淀區(qū)，許多人民陪審員分別來自清華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國科學院等著名的學研機構，具有相當濃厚的學術、技術背景。由于人民陪審員中高學歷者居多，存在著“精英化”的趨向，使得人民陪審員的代表性和廣泛性大打折扣。
(2).人民陪審員的“平民化”有利于實現(xiàn)司法民主
陪審員制度作為普通群眾參與司法事務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形式，在創(chuàng)設之初，其目的就在于彰顯政治民主和司法民主�？梢哉f，在實現(xiàn)多數(shù)統(tǒng)治的政治理念上，陪審制與選舉制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陪審制度的民主性不僅僅是通過普通民眾參與司法體現(xiàn)的，更為關鍵的是，這種民眾的參與必須體現(xiàn)出廣泛性和開放性。但是，從我國目前選任人民陪審員的實際操作來看，許多地方把學歷作為選任人民陪審員的重要參照標準，把人民陪審員的資格大多限制在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這就在實際上割斷了法律與普通民眾的聯(lián)系，剝奪了大部分民眾通過擔任人民陪審員參與國家司法活動的機會，違背了人民陪審員制度實現(xiàn)司法民主的初衷。在實行陪審制度較早的西方國家，對陪審員的文化程度一般都不做要求，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為陪審員，除非他因為年齡、精神狀態(tài)等原因，不能對事物作出辨認，或者有犯罪記錄等特殊情況。比如美國強調，陪審團是“社區(qū)的縮影和鏡子”，它應當包括不同性別、職業(yè)、文化程度、種族的人。
陪審員不是精英的代表，而是民意的代表。在選任人民陪審員的過程中，如果過分注重學歷，將意味著把普通民眾排除在審判領域之外，使他們處于一種被邊緣化的狀態(tài)，這是對普通民眾參與司法活動權利的剝奪。因此，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把低學歷的人群，比如工人和農民排斥在司法活動之外，而應該不分性別、職業(yè)、民族、教育程度和社會地位，盡可能地吸納社會各階層的人員參與司法審判，使人民陪審員的“人民”性更加名副其實。
(3).人民陪審員的“平民化”有利于實現(xiàn)司法公正
法國18世紀偉大的革命家羅伯斯庇爾曾說過，陪審制度最大的特點，就是公民是由與他們平等的人們來審判的。它的目的是要使公民受到最公正和最無私的審判。實踐證明，在不具備專業(yè)法律知識的情況下，普通百姓對訴訟爭論根據(jù)事實同樣能做出正確的判斷，這與“精英化”無關。而且，人民陪審員來自普通的群眾，他們了解民情，代表民意，在陪審活動中更注重以社會道德標準評判案件，這將有利于把各個行業(yè)、各個階層的利益和價值標準融入司法審判活動中，與職業(yè)法官形成一個思維的互補，能克服法官因職業(yè)習慣所形成的思維定式，使司法更能反映社會的價值觀念和道德準則，從而最大限度地保證司法裁判公平、公正、合情、合理，以實現(xiàn)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tǒng)一。
堅持人民陪審員“平民化”的標準，是實現(xiàn)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適應這一要求，我們必須進一步完善和調整我國人民陪審員的選任標準，擴大普通群眾參與司法審判的機會，讓更多的普通民眾參與到審判中去。具體來說，凡是在地方選舉中進行了登記的選民，并且符合《決定》中關于“公民擔任人民陪審員”的四個必備條件，沒有犯罪記錄或職業(yè)限制的人，都應該可以出任人民陪審員。
根據(jù)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要求，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進一步推進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建設，不斷完善人民陪審員的選任標準，實現(xiàn)人民陪審員的“平民化”，進一步促進和實現(xiàn)司法公正。
三、司法考試的非平民化
國家統(tǒng)一司法考試制度的建立，確立了統(tǒng)一的、嚴格的法律職業(yè)準入方式，從制度上保證了法律隊伍的職業(yè)素質，同時，全國各界也都對司法考試寄予了莫大的期望。但是怪現(xiàn)象也頻出，一是參加司法考試的人員五花八門，另一個怪現(xiàn)象是法律科班出身的考不過非科班出身的，甚至相當司法機關人員報考，通過率也是可憐的很，有的地區(qū)公檢法系統(tǒng)竟會出現(xiàn)“全軍覆沒”。《南方周末》曾報道，南寧市195名法官報名參加首屆司法考試然無一人上線，而7名農民卻有2人過了關。
經過四年的法學基礎理論知識與方法的專業(yè)訓練、教育，大部分法學院畢業(yè)生卻只能望司考而興嘆，而一些無任何法學基礎和功底的其他專業(yè)人員卻能經過幾個月的挑燈苦讀、臨陣磨槍而輕松跨過“中國第一考”。且不說大學法學教育是否跟得上時代腳步，也不論司法考試本身是否存在各種缺陷，單說那些雖通過司考但屬非科班的準法律人（本文單指狹義意義上典型的法律人）與科班出身的準法律人是否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呢？答案不言自明。對飽受了幾千年高度行政壟斷的國人來說，大眾化和平民化，都是一個讓人振奮，激動人心，充滿幻想和不敢奢求的字眼，而正是平民化至少在形式上打造了一種人人平等的理念，打破了王侯將相天生貴種的傳統(tǒng)思想桎梏。所以無論什么事情，什么職業(yè)都傾向于構建一種什么人都可以從事，什么人都可以擔任的低門檻準入制度。然而，法律職業(yè)，不像飯店一樣開放給任何人進入。一般人可以了解法律知識，接受法律普及，提高法律素質，增強法制觀念，但是決不能介入或者染指法律這一職業(yè)。就像醫(yī)院一樣，沒有經過醫(yī)學教育并獲取執(zhí)業(yè)資格的專業(yè)人員是絕對不能成為醫(yī)生和護士的，否則一定會使人們對醫(yī)院產生高度懷疑和不信任感，這樣的醫(yī)院有誰敢拿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去做賭注呢？專門化職業(yè)，本身的含義就“蘊涵著專業(yè)的、對于外行來說是一種‘深奧’的知識”，法律職業(yè)是一種“嫻熟于繁雜而為外人所無法掌握，不可言說程度較高的職業(yè)”，也一直是奉行法治與權威的國家權力的支柱。
法律職業(yè)共同體必須是要由具有法律知識結構，獨特的思維方式和強烈的社會正義感的法律人構建，要成為法律人必然是受過專門法律專業(yè)專門訓練，具有嫻熟法律技能和法律倫理的人，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前提。法律人不能走大眾化、平民化道路，因為他們當中或是擔當追求個案的實質正義，實現(xiàn)公平，或是要維護當事人利益，實現(xiàn)程序正義，或是要維護國家和人民合法權益，打擊犯罪的重要角色，法律人在國家政治生活、社會生活和現(xiàn)代司法制度中都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進而司法考試也不能走大眾化、平民化道路，而是要走向專業(yè)化，因為成為法律人的必經階段和前提是要通過司法考試。
將來司法改革是將司法考試平民化一票否決呢，還是在肯定的前提下再從其他方面采取措施彌補缺陷呢？比如通過對非法學專業(yè)而通過司法考試的人員進行一定時間的法學教育和培訓。我認為，為了全面提高整個司法隊伍的素質，樹立司法權威，更好的維護人民合法權益，構架盡可能完善的司法制度，應對司法考試實行“司考專業(yè)化”原則，這樣還可以減少因再教育而增加的成本等諸多弊端。所謂的“司考專業(yè)化”，就是只有獲得法學學士學位以上文憑的法學院畢業(yè)生以及現(xiàn)在律檢法系統(tǒng)的在職人員才能參加司法考試。當然一定會有人堅決抗議，認為這樣是直接剝奪了人人平等的權利，或許有人還要提出本來司法考試通過率就低，若是司考專業(yè)化，豈不是更難以滿足法律職業(yè)的需求。對于前者，前面已經有所簡述，對于后者的擔憂，不敢茍同。我國不是法律職業(yè)人才缺少，而是法律素質普遍偏低。僅以法官為例，在英國法官與總人口比例是1:11萬，與我國一水之隔的日本是1:4.3萬，美國法官年均審案300～400件，但是我國有資格擔任法官者21萬，比例是1:6000，而年均審案30多件，這絕不是一個正常的現(xiàn)象，這也足以說明我國的法律人才并不缺乏。但是，就目前我國律師隊伍來看，確實不夠強大，人員匱乏。然實行司法考試以來，通過者進入律師隊伍的簡直是鳳毛麟角，司法考試平民化也不能解決律師隊伍人才緊缺的現(xiàn)狀。
正如愛德華•Ｓ•考文所說，法律是一門藝術，一個人只有經過長期的學習和實踐才能獲得對它的認知。法學教育是一個國家實現(xiàn)法治社會的不可或缺的基礎，法學教育的目標是培養(yǎng)具有相應專業(yè)知識的法律人才。法學教育的興廢存衰同國家的政治、社會環(huán)境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而法律人才的培養(yǎng)客觀上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法律思想、法學知識以及法律各種經驗材料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獲取到的，是一個積累、實踐、接受教育和訓練的過程。而這一切都要從正規(guī)大學的法學本科教育（法學院）開始，這也是一個最重要甚至必經的階段，法學院是培養(yǎng)法律人的搖籃。在德國、美國、日本等法治國家，要想成為法律人，都是必須要經過長時間的法學專門教育、培訓的，如日本，必須經過四年法學教育獲得學士學位，再通過國家司法考試，然后在進行由司法研修所組織的二年的法律實務訓練，通過結業(yè)考試，才能從事“法曹三者”之一種；在德國，要成為一個檢察官，法律系畢業(yè)生先通過第一次司法考試后進行至少兩年的見習實踐，然后需通過第二次國家考試，取得從事司法職業(yè)的資格。再經歷一年的實習檢察官時期，才能取得五年的候補檢察官身份，成為完全的法律工作者時，才能擔任正式的檢察官；而在美國則要求的準入門檻更高，在進入法學院之前，必須先取得學士學位，然后再接受三年的法學初級教育，繼而在通過州司法考試，才能取得一般律師資格。我國法學本科教育為四年，本來就有些不足，更何況沒有經過四年專門法學教育的人士呢？
所以說“司考專業(yè)化”絕對是必要，而且是迫在眉睫。司考的專業(yè)化不是否定了法的平民化,相反,司考的專業(yè)化保證了法的平民化,如果我們的法律工作者對法律都相當嫻熟能靈活運用,能更有效率的解決百姓生活中的糾紛和問題,我想這也是一種有力的宣傳吧.至少能讓人覺得出了事找”法”也能有效解決問;,而不會是我們現(xiàn)在所看到的,出了事寧愿私了也不愿訴之公堂.
北安市人民法院 劉成江
